台海从危变机，中国作一篇惊天动地的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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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兵心网源自倚天立文章---台海从危变机，中国作一篇惊天动地的大文章：早在今年一月份，本人在“习马会”之后就在天涯上发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国民党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习马会”的战略意义是着眼于台湾的战后治理》，文章很短，是因为有很多内容太过“激烈”和“凶残”，不敢发出来惊吓了“××办”和“台湾人民”。这几天，《环球》开始放出风声，说是台湾将有可能“黎巴嫩化”，本人从这种口径听出了这种起于青萍之末的“弦外之音”，于是，壮了下胆，重新写了一篇，与众多朋友一起来进行讨论。

首先讲个笑话。

早年看过一部电影，名字记不得了，齐秦和王祖贤是主角，他们在台湾农村推广计划生育。村里有个二傻，生了一大堆孩子，有一天，齐秦和王祖贤正在动员二傻夫妇做绝育手术，一个女孩冲进门来大喊：“爸爸，弟弟的jj被鱼咬住了！”

二傻夫妇赶紧冲出门去解救儿子。

镜头一转，齐秦用摩托车搭着王祖贤经过一座小桥，看见桥下河里，二傻领着他的那一大堆儿女，全部蹲在浑浊的河水里，二人问他们在干什么，二傻和他的那堆儿女齐声喊道：

“我——们——在——钓——鱼！”

第一节  新形势下再谈“和平统一”，本质上就是一种投降主义

从甲午战争以来一百年，尤其是1949年以后七十年的地理与精神的自我隔绝，已基本把今天的大多数台湾人变成了“没有国籍的日本人”，并且这些“精神日本人”对大陆抱有极其强烈的敌对意识，所以，对未来的大陆来说，和平统一之后治理台湾的难度，远远大于军事收复台湾的难度。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由于急需对外开放、改善自身经济状况，中国大陆对港澳、台湾乃至包括南海岛礁在内的所有领土争议，都贯彻了一种政治上妥协、经济上退让（或者收买）的实用主义政治路线，特别是对台湾实行让步巨大的“怀柔”、“绥靖”，希望以此减缓甚至遏制“台独”的步伐，尽管这些权宜之计都违背了“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的古训，但在当时各方面都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大陆这样做也属迫不得已，实无他法，勉强可以为后人所理解。

（1993年开始，海峡两岸举行“汪辜会谈”，而其中的主角辜振甫与其家族本身就是“台独”的重要力量，辜振甫自己就在1945年台湾光复之后即着手参与组建旨在鼓动“台独”的“台湾自治委员会”，如此与虎谋皮，可见当时大陆对台工作思路的无奈与混乱，以至于斯。）

然而，到了今天，整个台湾已经实现了“再皇民化”，“台独”力量已经掌控了整个台湾岛的意识形态、政治权利、经济命脉、舆论传媒、影视娱乐和社会组织等等，“台独”思想已经充斥到了台湾肌体的各个部分，已经渗透到了绝大多数台湾人的DNA里面，蔡英文正在做正式“台独”的最后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陆闭目塞听、刻舟求剑，还要偏执地来谈“和平统一”，无疑于水中捞月，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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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对方是死心塌地的分裂分子；

现大陆已拥有对台湾的压倒性军事优势；

甚至在不久的将来，即2020年左右，大陆即将拥有在台海地区对美日台的压倒性军事能力；

在以上三个前提下，大陆如果还继续采用原来的妥协路线，还继续通过各种让步、收买来实现徒有其表的“和平统一”，这就成了博取历史虚名，追求历史定位，而毫无责任担当，这样的对台政策，便是自我麻痹式的掩盖矛盾、推卸矛盾，在骨子里就是对分裂政权及其背后势力的一种投降主义路线。如此“统一”回来的台湾对大陆而言，犹如当年的阿富汗对苏联，会成为一个严重拖累大陆国力的无底洞，其危害不仅远超港独势力横行的香港，甚至远远超过了新疆、西藏的分裂主义的危害烈度。

所以，今天看看“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乱象，再看看台湾社会的疯狂，有再言“和平统一”台湾者，完全可算是祸国殃民了。

求盛世之仁名，而遗万世之祸端，“贞观之治”为“安史之乱”埋下祸根、将中华文明推下顶峰的历史教训，殷鉴不远。

综上可知，台湾问题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再是“台独”势力对抗中国大陆的问题，而是美国、日本借助于“台独”势力来对抗中国大陆的问题，说得再简单一点，台湾问题，就是中美、中日之间对抗发展、你死我活的问题。

看透这个本质，我们就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所谓“和平统一”，不是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来谈和平条件，而是中国与美国、日本来谈和平条件。

那么，中国与美国、日本在西太平洋能有和平吗？中国能和平取代美国来对西太进行国际治理吗？

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既然中美日三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根本不可能实现和平，那么，中美日三国又怎么可能在一边倒的台湾岛上实现和平？

所以，要解决台湾问题，唯有一条道路可走，那就是：

中美日台在台海地区的一场大规模战争。

2003年，本人在子陵军事网写过一篇分析台海问题的文章，当时就特别强调过，未来的台海战争，就是一场根本改变世界格局的“准世界大战”，今天来看，“改变世界格局”的意义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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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台独思想产生是如何产生的？

《矛盾论》告诉我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台独”现象就完全适合用这个原理来进行分析与判断。

一、地理、经济和文化原因

1、明朝以前，由于地理相隔遥远的原因，台湾没有得到中央政权的有效治理，台湾与内地的经济文化来往较少，被中华文明融合的程度较低，所以，不管是文化还是经济，台湾与内地始终存在很大的差距，在客观上就存在独立自处的内在因素。

2、近代以来，由于大陆中央政权在外来威胁下势力范围逐渐收缩，自己尚且不保，台湾作为国家力量的边缘地带，必然会时常遭受入侵割弃之害，所以，台湾留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时间太少，得到的温暖关爱自然也就不多。

3、即使是在中央政权保持对台湾的有效统治期间，由于大陆都处于农业经济时代，生产力低下，也无法给孤悬海外的台湾进行大规模输血帮助，由此，大陆统治政权在台湾往往造成了一个尴尬局面：和平时期，台湾得不到多少大陆的实惠，战争时期，台湾又得不到大陆的保护，最后关头还被无情遗弃，割让他国。

二、日本、美国的侵略殖民是“台独”产生的最重要祸根

日本殖民台湾时期

1、近代以来，日本由于本身国土狭小，天生扩张成性，同时也由于日本本身就是海洋国家，海洋意识比作为大陆国家的中国要强不少，所以，日本很早就开始染指琉球、台湾，意图实现版图向西扩张。

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同样也是农业国，国力弱小，无法大规模入侵鲸吞台湾，所以，倭寇不时登岛，只能干点偷鸡摸狗之类的海盗营生。但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逐渐成为一个工业国，也成了最后一个殖民强盗，而那时的中国却仍处农业时代，还在被欧洲诸强围殴痛打，自顾不暇，这就给日本吞并台湾提供了时机，那时的日本，既有动机又有实力，所以，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是必然要到来的。

2、照理说，1945年以后，日本应该彻底断绝了再打台湾主意的可能性，但是，1949年，本来就缺乏家国大义与民族气节的蒋家王朝退败台湾，这个充满了买办与封建势力、从来都不能独立自主的割据政权，根本没有能力从根本上清理岛内的日本残余势力，更没有能力从思想上铲除“台独”的根源，这种“不分敌我、只分你我”的软弱涣散的统治，就为“台独”思想在地下的汹涌泛滥创造了条件。

一场反对横征暴敛的“二二八事件”，演变成了日本“皇民”带领本省人与外省人的混战，而国民党历届领导人处理得拙劣被动、进退失据，最后还变成了“台独”势力的重要砝码，用以操弄悲情、鼓吹“台独”，使得国民党政权完全丧失了权威与尊严，客观上给“台独”势力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似乎给了日本翻盘的机会，于是，进入21世纪，日本对台湾的觊觎之心又开始蠢蠢欲动，日本“皇军”意欲卷土重来。

3、如果说，日本是二战前台湾问题的罪魁祸首，美国则是二战后台湾问题的主要黑手。这个事实已是众所周知，此处就不再赘述。

两岸分裂，同胞厮杀，这是中国的悲剧，民族的悲剧，历史的悲剧，但是，大陆肩负天下重任，除了迎难而上、力挽狂澜，而没有任何别的道路可走，民族的悲剧，只能靠国家民族后来的伟大进步来作出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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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台湾社会今天的民族、文化构成，非常不利于“和统”后的统治和管理

一、今天的台湾汉族族群早已失去了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和向心力

有人认为，在台湾2300万人的民族构成中，汉族所占比例为98%，而受中华文明浸润久远的台湾汉族对祖国统一有着天然的向心力，所以，只要大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大程度满足其要求，台湾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必定会与同心同德，真心接受中央政权。

此乃冬烘之言，愚蠢之谋，甚至是居心叵测，不足为训。

从表面上看，台湾汉族比例很高，但是，当仔细研究台湾社会各种乱象根源之后，我们才会发现，依靠台湾某些族裔及其文化来解决台湾社会的治理难题完全是一个不靠谱的乱弹琴。

台湾汉族占台湾人口的98%，真正的原住民仅为2%。而在台湾汉族当中，又分为三大群体，一是近四百年来由福建漳州、泉州省移居来台的移民后代，称为“福佬人”（连战祖父连横称“河洛人”），占67%左右；二是清朝时期陆续迁台的“客家人”，占14%左右；三是1949年以后去往台湾的“大陆各省市人”，占7%左右（估计这部分人数据被严重压缩）。

由于历史的原因，四五百年来，台湾历经各种内部割据势力和外来入侵者的残酷统治，民众的心理历程和文化轨迹很难被他人了解，对此大陆民众应当给予深深的理解与同情。

据《明实录》卷49记载，洪武三年，即1370年，明政府鉴于倭寇之害，“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明政府下令撤销自唐朝以来就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中国对外贸易遂告断绝，从此台湾便孤悬海外，饱受倭寇、“红毛”、腐败封建官僚等侵凌，命运在世界潮流的汹涌浪潮中便如同漂浮的落叶，身不由己，命途多舛。

1624年，荷兰舰队登陆台湾，开始实行残酷的荷西殖民时代，并以推广基督教以进行奴化教育。当时，正值天启年间，明朝政府如风雨飘摇，自顾不暇，根本无力保卫海外国土。

1661年，郑成功逐出荷兰人，恢复建立了汉族政权，但是独立于清廷，由此台湾仍然受到大陆沿海的封锁禁运。

1683年，施琅收复台湾，后经刘铭传等人的有效治理，台湾人民总算过上了200年相对安稳的生活。

1895年，又到了清王朝的统治末期，中国甲午战争败于日本，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于日本，尽管台湾人民奋起反抗，但最终还是没有能改变沦为亡国奴的悲惨命运。由此，从1895年至1945年，台湾进入了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五千年来，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以民族血统来界定我与非我的国家，而是一个以文明作为标准的包容性极强的国家。历史上，华夏民族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民族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也就是说，不管你来自哪里，只要你接受华夏的礼乐文明，你就是华夏民族，如果你不接受，你就是番邦蛮夷之辈。所以，韩愈总结孔子《春秋》的思想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句话后来被衍变为：“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

在这数百年的风云激荡中，台湾汉族的文化宗脉、精神信仰、思想方式乃至血统基因，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尽管有少数中华文明的精英如丘逢甲、连横、南怀瑾等人的坚守，但是台湾文化主流与大陆的中原文化已渐行渐远，尤其是经过日据时期的“皇民化教育”，再加上两蒋长期宣传的“仇共思想”到最后演变成了“仇中思想”，台湾汉族已逐渐偏离了中华文明的大道，本民族文化的成分越来越小，所谓的“现代多元文化”（实为日本文化为主的殖民文化）的比例则越来越大。

今天的台湾文化人以“一岛多元”为自傲。对于一个国家的边缘地带来说，多元文化现象并不奇怪，就像云南边境的一些地州盛行小乘佛教、新疆一些地区喜欢在手风琴欢快的乐曲声中翩翩起舞一样，但是，在这么多“元”中唯独却要去掉“中”，这就是龙应台这些文化骗子用“文化”来掩护“台独”所不能辩解的了。

台湾汉族对文化认同失去了本性，对国家的认同产生了混乱，对未来完全没有方向，本身又被西方日本的殖民文化深度洗脑，再加上囿于小岛视野狭窄、目光短浅，所以，才形成了今天集体无意识的愚昧、偏执与癫狂的心理，也才造成今天整个台湾今天几乎是“全岛皆欲独”的政治乱局。

由此看来，台湾汉族还是汉族吗？台湾同胞还是同胞吗？

中国人常讲“血浓于水”，可“血”真的浓于水吗？从现代生物基因检测上看，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拥有共同的祖先——古希伯来人，是真正的亲兄弟，但是然并卵，这化解了他们之间不同戴天的仇恨了吗？

这些年，内地不少公知竭力鼓吹“中国文化根在台湾”，一时还引来了不少的随声附和者。几千年来的历史证明，中国文化从来都是根植于修齐治平、天下大同的理论基础，如今台湾的汉族群体一是分裂家国，二是投敌求荣、三是羞于承认自己的中国人身份，这些行为放在过去任何一个朝代，都是数典忘祖、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无耻行径，都是“天下共讨之”、“国人皆曰可杀”，可今天却被那些无耻无知的大陆文人包装成了“中国文化的正统”，真是荒唐可笑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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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今天，2300万台湾人中，隐藏着数目巨大的日裔及其后嗣

另外，台湾族群中还有一个极其重要而隐秘的社会现象，并不被大陆民众充分认识，那就是在台湾今天2300居民的构成中，日裔及其后嗣估计人口可达数十万甚至百万之巨。

1945年光复之后，台湾岛上还有15万左右的驻台日军和30到40万的日本皇民，当是时也，日本国内满目疮痍，国穷民贫，谋生极为艰难，所以，有相当部分日本人不愿回国挨饿受冻，放弃或者隐瞒日本国籍，长期留在了台湾。这些“日裔皇民，多為日據時代大、中、小學校教職（教授）人員，公私營機構技術人員或從事商務人員，還有社會浪人、流氓…等行業。他們教育程度、經濟生活都比台灣人優沃得多。”

留在台湾的这部分日裔，他们不可避免会和台湾汉人通婚，扩大了日裔的群体，而在台湾这个崇日环境中，即使是有中国血统的日裔后人（比如李登辉、金城武等人），也会在思想和感情上倾向其精神母国日本，四五代人下来，数量估计超过100万人。

并且，这部分日裔及其他们与台湾汉人繁衍出来的后嗣，由于掠夺台人的财富历代积累，经济条件比周围的台湾汉人群体本来要好得多，加之后来日本经济腾飞以后，有意识地向这部分人进行定向的利益输送，因此，更是拉开了与台湾汉人的经济差距，形成了在台日裔庞大的隐形和显性的利益集团，比如，辜氏家族、华南林氏家族、高雄陈氏家族、蔡英文家族，等等。

实际上，这些日裔及其混血后嗣，以及他们所形成的各种利益集团，凭借其政治经济上的种种有利条件，在台湾社会中整体居于中上层，是台湾社会最重要的决定力量，主导和控制着普通台湾民众的主流价值观，影响和左右着普通台湾民众的民族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他们才是七十年来“台独”力量的背后黑手，没有他们在美日规划设计下实施具体操盘，台湾社会绝对不可能集体走到今天的“祖国宝岛一片绿”的不归路上。

“台湾人”在靖国神社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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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台湾辜氏家族简介

辜显荣，原鹿港浪人，因不容于左邻右舍而转浪迹於台北，当一名苦力轿夫。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时，日军即将来台，辜显荣见时局将乱，自称要担当防卫日军的先锋，以取得钱粮餬口过日。

日军登陆基隆澳底，台湾民主国总统及台湾省巡府唐景崧弃台北城遁水而逃，辜显荣洞察先机，通知七十余名同党外出侦查敌情，他则单独前往基隆求见日军，获水野民政局长予以接见时，辜显荣要求日军火速前往台北城。四天後，日军得以进入台北城后，辜显荣向日军提供了一份“土匪名单”，名单上全是他的七十余名同党和部下，这些人都被日军以“土匪”罪名逮捕斩首。

辜显荣是协助日军占领台湾的第一个台湾人，对日本人来说，他是一名大功臣。明治三十八年，他以台湾绅士的名义，跟水野局长到东京受警界人士接见，并授与他勋六等，蒙受破格的光荣，次年又被认命为台北保良局局长。

辜显荣从此飞黄腾达，以无数台湾人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后来辜氏家族的庞大家业。

其後四十二年间，辜显荣在台湾叱吒风云、不可一世，其政、商、军界的势力不亚於总督府行政长官，也凌驾日人的州（县、市）长之上。

在政界，他拥有敕封贵族院议员、勋三等，总督府评议员，诸首要州县评议、保良局长、保安总局长等等头衔。

在军界，他与历任驻台日军总司令称兄道弟，情同手足，且拥有陆、海军嘱托之荣衔。

在商界，他获鸦片、食盐、樟脑的专卖权，拥有十八处糖厂、凤梨业、渔业等等垄断企业。

在私人财产方面，他拥有良田万馀亩，更有私人的铁路与码头，供其私家火车与货轮行驶。

1934年由日皇敕选为贵族院议员。1937年赴东京出席贵族院临时会议时，因宿疾复发病逝，灵柩以轮船运返台湾，安葬在彰化快官。其子辜振甫承接台中垦地6000甲，盐田350甲，以及大量产业、地产。1945年日本战败，辜家搜查《辜显荣翁传》并予以焚烧，以逃避“汉奸”罪名的追究。

除辜显荣为日本人做事而被称为汉奸外，他的幺子辜宽敏是个忠实的“台独”分子，辜振甫与辜濂松则是国民党的“忠诚党员”与红透半边天的红顶商人。

一个曾在日本统治下、依靠日本人发迹的辜氏家族，在台湾光复后，辜家不仅没有衰落，反而再度辉煌，成为当今台湾最具实力的政商大家族，实属少见。

辜宽敏，出生于1926年，少年时代是个有名的“花花公子”，但一直热衷于政治活动，特别是“台独”活动。在台湾大学读书时，他就曾任学生自治会会长。台湾光复后不久，他继承家族的红糖事业，到日本进行红糖外销，并定居日本，结识了不少日本政要与商界名流，包括曾活跃于日本外交界的牛场信彦等人。

辜显荣在日本留下不少遗产，特别是房地产，也由辜宽敏继承，后来房产因开发工业区而被日本政府征收，辜宽敏一夜之间成为巨富。这些钱成为他在日本从事“台独”活动的本钱，也因此成为在日本搞“台独”活动的核心人物之一，并曾出任“台湾独立联盟”委员长。

1978年，辜宽敏还从日本回台参加台湾第六任“总统”就职大典。此后，他经常往来于台湾与日本之间，从事生意业务，但始终没有放弃“台独”的理念。在80年代后期“台独”活动开始公开化、并日益猖獗后，辜宽敏又重新投入“台独”活动。他几乎把所有分得的家产与经营事业赚到的钱都花在搞“台独”上。他认为“台独”不仅是一种理想，也是对台湾人民的一种“回报”。他曾说：“过去‘台独’，现在‘台独’，将来也‘台独’。”

他也一直支持具有“台独”性质的台湾最大的反对党民进党，并于1995年加入民进党。1996年初进行的台湾“总统”大选中，他慷慨捐助，大力支持民进党正、副“总统”候选人彭明敏与谢长廷。同年底，他进而成为刚从民进党中分裂出来的台独党“建国党”的顾问。

三、“皇民化运动”和“再皇民化运动”，驯化了人数更多的“精神日本人”

1、先说说“皇民化运动”。

1936年，日本在台湾结束了文人总督统治，重新派出军人。海军上将小林跻造就任总督，马上标榜要实现“三化”：“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工业化和南进基地化是硬件建设，皇民化针对人心。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由于担心台湾人会倒戈相向，袒护“支那”，“皇民化”的脚步进一步加快。日本在大东亚战争爆发后，调整对台政策，并且在台湾推行了一系列殖民和强制同化的政策，“皇民化运动”便是这种环境下的产物。

“皇民化”的意思，是要把殖民地人民改造成“天皇的子民”，或“皇国的臣民”，也就是天皇制度下的日本人，要让殖民地人民（台湾人、韩国人等）成为“日本人”。这运动的实质是极端同化主义，功能是“大东亚圣战”总动员的一环。

1937年至1940年，是“皇民化”的“国民精神总动员”时期，重点是“确立对时局的认识，强化国民意识”，举办各种活动，企图从思想上消除台湾人的祖国观念，灌输大日本臣民意识。而朝鲜半岛也在不久后开始推动创氏改名与要求市民朗读皇国臣民之誓词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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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殖民者要求台胞的生活完全“皇民化”，图为被迫改穿日本和服的台湾妇女

1941年，总督换成了长谷川清，他和日本台湾军司令本间雅晴共同主持，于4月9日成立“皇民奉公会”。这组织成为涵盖上自总督府各机关、下至全台各级地方政府，浑然一体的运动推动机关。“皇民化运动”转入第二阶段，即“皇民奉公运动”。

日本当局还网络台湾各地的社会精英，充当皇民奉公会的干部，除了一向亲日的人士外，连林献堂这样的民族运动领导者也被赶鸭子上架，担任皇民奉公会的职务。

有了组织，就有具体的作为。在宗教方面，皇民化要以日本的国家神道教，取代台湾的传统民间宗教信仰，要求台湾人敬拜日本的“天照大神”，推动神社参拜活动。小学生被规定每月1、8、15日参拜神社。

皇民化运动的目的，就是洗脑。皇民奉公会正是洗脑机关，其成员包括当时全台湾的600万人。皇民奉公会的组织除了从总督府到最基层外，还包括许多行业、界别的团体，比如产业奉公会、文学奉公团、爱国妇人会等，力图使人人成为“圣战”的一分子。

在皇民化运动期间，日本人在台湾建造的神社比原来增加一倍以上。整个日据时代，台湾总共有68个神社，其中38个是在1937年到1943年间盖的。对于原来的佛教、道教等寺庙，皇民奉公会进行“寺庙整理”，使其数目大为减少，企图逐渐消灭这些传统信仰。

皇民化运动还有一个重点，是塑造天皇的神格形象，让人民顶礼膜拜。学生每日到校后，要向天皇肖像行礼。每天朝会升日本国旗后，必须面对皇宫方向遥拜。

日本在台湾积极地普及教育和推广日本语。1930年台湾的学龄儿童入学率不到30%，到1938年增为50%，1943年更增加到92%。1930年台湾懂日语的人不到10%，1937年猛增为40%，1944年更增加到70%。“皇民化”运动不仅是从语言、文字上做文章，宣扬“日式文明”，还强迫中国人从生活习俗：宗教信仰、文化艺术、时令节气等方面向日本方式看齐。

“国语”运动是皇民化的重要内容。“国语”指日语。在皇民化时期，大量增设“国语讲习所”，鼓励台湾人讲“国语”，以普及日语能力。到了1943年，台湾人已有80%是所谓的“国语解者”（了解日语的人）。1937年4月以后，总督府全面禁止报纸的汉文版。在日据时代大部分时期，台湾的师范学校开有汉文课，此时不再出现。学生在学校里被要求讲“国语”。在一般社会上，奖励说“国语”。对于全家大小24小时都用日语交谈（完全放弃自己母语）的知识家庭，则给予“国语家庭”的称号，“国语家庭”可以享受许多优惠，比如小孩更有机会进入小学、中学念书，公家机关优先任用，食物配给较多等等。

日本殖民当局鼓励台湾人改叫日本式姓名，是作为“真正的日本人”的重要形式。不过，改姓名采用“许可制”，不具有强迫性质，条件不够，还不能当“真正的日本人”。到了1943年底，改了日本姓名的人占当时人口的2%。虽说改名没有强制性，但是对于一些上层人士或与公务有关的人员来说，整个社会环境和气氛有要求改名的压力。许多人由此改了姓名。却又不顾“不得使用今姓所源之中国地名为姓”的禁令，起了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的姓氏，比如陈姓改为颖川，黄姓改为江夏。台湾地区前领导人李登辉曾改名为“岩里政男”。



在“皇民化”运动后期，运动的强度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日本当局有鉴于据台40年而多数台民仍怀抱强烈的民族意识，殖民当局一方面大力宣传皇国史观，宣传所谓“日本精神”及“大和魂”，但在具体的政治、社会民族关系上仍保持实质上向来存在的殖民歧视构造。日本当局一方面利用殖民地台湾人中部分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民族自卑感和对于自己民族文明开化的绝望感，另一方面则在“皇民化”运动中开启“内（日本）台（台湾）一如”、“皇民炼成”之门，宣传只要人人自我“炼成”、“精进”，就可以锻造成为“真正的日本人”，从而摆脱自己作为殖民地土著的劣等地位。

推动皇民化运动的最基本目的在于：拉近外地与内地的距离，赞成者以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单一民族构成民族国家的理想国家价值观是很普遍的，推动同化政策是一个形塑单一民族国家的必要过程。反对者以为皇民化运动是漠视传统文化与破坏传统文化。

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按照《开罗宣言》规定，日本“窃取于中国之领土”台湾等必须归还中国。当时日本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即策动一些日军中的军国主义分子和“皇民”在台湾建立起“台独”组织，这是“台独”活动的发端，后被粉碎。1946年二·二八事件发生后，被毒化的“皇民”青年奔走相告兴奋不已，借台湾同胞反抗国民党腐败统治的机会，浑水摸鱼，穿起过去的旧军服或学生服。自动集结起来攻击政府机构和外省人，他们高唱日本军歌，舞着武士刀，大骂大陆人为“支那人”、“清国奴”，并且以日语检验行人，凡是不谙日语者，立即以刀棍追杀。事件平息后，这些“皇民”有的逃往国外，成了海外“台独”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代“台独”势力在岛外活动的主要据点就是日本。比如第一代“台独”代表廖文毅长期在日本活动，为日本在台的殖民统治歌功颂德。李登辉的分裂言行也有很深的“皇民化”影响痕迹。李登辉的父亲当过日本警察，家庭受过日本的“恩惠”，在学校曾多方得到过特殊的“关照”。在京都帝国大学时，他又积极响应日本当局的号召，“志愿接受”千叶高射炮学校半年的军训，成为一名日本炮兵军官，准备为“天皇”效忠。1994年7月，李登辉在接见日本“产经新闻”社社长羽佐间重彰时，还曾亲口说自己是“会说日本话、亲日本的总统”。

从1945年台湾光复到上世纪60年代，在日本聚集了大量“台独”组织和“台独”分子，他们中绝大部分是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培养的忠实为日本效劳的“皇民”，有着极深的“日本情结”。

（以上资料引自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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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45年以后的“再皇民化”期间，有多少台湾人被驯化成了“精神日本人”？

1936年，台湾人口大约在500—600万左右，而“皇民化运动”驯化的主要是青年和少年儿童，所以，1936—1945年之间被洗脑的台湾青少年估计不下150万，占当时台湾总人口的25—30%左右。

而进入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当仍然抱有中华民族家国意识和情感的那批老年人去世之后，台湾社会就基本上成了“日裔及其后嗣”与“皇民”共同的天下，而当蒋经国“解除党禁”之后，台湾“皇民”更是在完全没有管制约束的条件下，用“悲情历史”、“本土文化”、“民粹思想”、“大陆威胁”、“无权威政府”等五大操弄手段，又把台湾的下一代继续培养成了他们自己的“台独”接班人，致使“台独”烈火在台湾越烧越旺，最后终于完全不可阻挡。

就这样，在一代代“皇民”的共同努力下，台湾社会终于全面实现了“再皇民化”，到今天，抱有“台独”意识的台湾人口最少可达80%以上（远不是王洪光将军所讲的“600万”），并且，台湾学生年纪越小，“独”性越强。而与此同时，抱着中国观念的人数则越来越少，随着1949年迁台老人的逐渐故去，“台独”人口最后达到总人口的90%以上，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在这样的人口结构条件下，若非大陆的金刚之怒和霹雳手段，台湾在“台独”的疯狂道路上怎么可能再回过头去？

另一方面，1948年去到台湾的国民党中绝大部分也是欧美日本的精神奴仆，他们从来不会采用类似于大陆“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激烈方式来涤荡台湾社会的浊水污泥，更不会从精神上斩断对欧美日本的崇拜依赖，因此，蒋介石尽管像个黑道老大一样地宣称“谁搞台独，我搞他脑袋”，但是他镇压“台独”用的手法简单拙劣，全部属于“扬汤止沸，而不撤其薪”，表面上扑灭了“台独”的明火，但却使得“台独”像地下的岩浆四下蔓延，不可遏制，最终连蒋经国选的接班人都搞成了伪装达人、优秀皇民“岩里政男”。

1972年，像辜宽敏这样的大汉奸和“台独”领袖，蒋氏父子居然还接受了他的“投诚”，允许他回到台湾，待之以座上宾之礼。到马英九时代，他大力歌颂日本建设，在乌山头水库给日本水利专家八田与一建纪念馆，可在“七月七日”、“光复节”时却一言不发，更不举办任何官方的纪念活动，台湾政客更是在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大肆为日本天皇集体祝寿，台湾社会媚日亲日之风已达于鼎盛。就算这样，辜宽敏也没有放松对马英九等人的警惕，他公开威胁说：“马英九若出卖台湾我有枪一定打死他。”

到21世纪初，整个台湾几乎陷入了“无人不独”、“无人敢不独”的风暴漩涡，各种政治力量都卷入其中，这就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综合国力越来越强大，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台独”却越来越猖狂的真实原因。

蒋氏父子与其后国民党的历届政权，秉承其几十年一以贯之的背叛理想初心、抛弃民族大义、丧失中华气节、荒弱无能、逐利谋私的帮会政权本质，对“台独”姑息其奸，最终酿成了“台独”不可阻挡的历史大罪。

3、“皇民化教育”的影响

日据时期的“皇民化教育”对台湾人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我们在“二二八事变”中就可以看到一些令人震撼的事实。

从今天的资料看分析，“二二八事件”实际上是一次查辑私烟引起的血案，由于国民党地方政权处理方式一以贯之的残忍和蛮横，这个血案迅速引起民变，这次民变在一开始具有跟当时大陆国统区的人民一样具有反抗苛捐杂税与横征暴敛的性质，但是后来，当国民政府驻台代表跟民众达成协议，有望和平解决争端的时候，那些跟日本关系紧密的台湾商人和回台后不愿务农的原台籍“皇民”日兵，又增加了数条苛刻要求，双方协商破裂，最终导致武装冲突，而这些“皇民”日兵便后来成了攻打政府军公教人员的先锋和主力。

刘唐先生在《台湾光复初期》（不知原书书名）一文写道：

●（台籍日兵）编制一如日本军队，带队者自封队长，挥舞东洋刀，高唱日本国歌，甚至叫喊“皇军马上就要回来了”。这群亲历二次大战又面临失业困难、为数起码在万人以上的退伍军人，在台中、虎尾机场等战斗中展现了较强的战斗力，尤其是海南岛归台退伍军人冲杀在前。中统局台北站紧急电告南京：“此次参加台湾暴动者多属前日军征用之海外回来浪人（海南岛回来为甚），全省约计12万人。”

●台湾本省人开始了对外省人惨无人道的屠杀。近2万大陆军公教人员面临着生命危险，短短几日，大陆军公教人员死约200人，伤约800人。

参与叛乱杀人的那些暴民细分为下列几种：

（1）台湾光复后许多日军不愿被遣返回日本，这些日军超过十万人。这些隐藏在台湾各地的日军是参与杀人、鼓动二二八叛乱的主凶。

（2）跟随日军在华（尤其广东福建一带）以及在南洋返台的日军翻译及特工人员。这些在当时仗着日军狐假虎威作恶多端被台湾人称作“台湾歹狗”的民族败类有数万人之多。

（3）“皇民奉公会”分子：“皇民奉公会”吸收当时台湾社会许多软骨、没有志气的台湾上层人士，这些受日本皇民思想毒素、又担心将来不再享有日军特权的“皇民奉公会”成员积极参与了暴动。

（4）从日本及火烧岛释放回台湾的甲级流氓。众所周知，日本文化是并不排斥流氓的，日本官方跟流氓之间一直有互相依存互相利用的关系。而这些从日本与火烧岛放回来的流氓是连日本人都无法运用的人渣。

●“阿山”是台湾同胞对内地人的一个普遍称号，“阿山”们在这一次事变中始终演着一个可怜的角色。因为在事变的几十天时间里最重要的一件工作就是打“阿山”也。他们考验你是否是“阿山”的方法。一是说“台湾话”，二是说“日本话”，三是唱“日本国歌”，有一项考不来，那一定是“阿山”无疑，于是轻则殴辱，重则打死，或者当成“俘虏”集中起来，东西就抢来烧了，最惨的还有把小孩子有两个人拉着头脚扯死，也有抓着小孩举起来撞死的，一个孕妇曾被刺刀刺穿腹部。大凡妇女孩子，只要是“阿山”，都不能幸免，我们是仇敌吗？不然就是“阿山”有罪？

●在日本帝国大学执教几十年的台湾省籍历史学家戴国辉在《我是怎样走上研究“二二八”之路》一书中说道：

有些流氓模样的青壮年，则仿效日本人头绑白布巾，口骂“支那人”、“清国奴”，不分青红皂白地找出外省人殴打出气，连就读于台北女师附小（现台北市立师院实小）的外省小孩也无法幸免，惨遭拳打脚踢后，还被推入学校前的深沟中。连我因闽南话不甚灵光，而被迫唱日本国歌，以证明台湾省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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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制约因素同样阻碍大陆对台湾进行“和平统一”

1、如果要台湾现政权接受“和平统一”，那么，大陆就必须给予台湾方面几乎是没有政治底线的各种让步和收买，既不能消灭敌对分子的肉体，又不能剥夺分裂势力的财产，并且还要为其保留军队及现有体制，自然，大陆也就不可能对目前猖獗跳踉的“台独”势力进行清算，不可能对支持“台独”思想的社会结构进行改变，更不可能对产生“台独”思想社会土壤进行清除。而那些内心向往祖国统一、视自己为中国人的台湾爱国人士，在台湾更无出头之日，要么只有转向投靠“台独”，要么只有流落他乡，让整个台湾岛被100%的绿色人群所淹没。

这样一来，大陆中央政府对台湾的控制和影响程度，还远远比不上七十年前的蒋家王朝，不出几年，国际上只要有风吹草动，中央政权派驻台湾的代表机构就会被“台独”分子打出台湾。

所以说，这样的“统一”，要他何用。

2、台湾人民的现有平均生活水平与大陆相差不大，心里感觉却比大陆要优越许多，从国际大趋势来看，一个国家内，生活水平高的地区，主导收复生活水平低的地区，可称为“统一”甚至“解放”（如西德统一东德），而生活水平低的地区，主导收复生活水平高的地区，就被称为“侵略”（如朝鲜意欲统一韩国），在这样的心理基础上，台湾民众只会坚决抗拒大陆的“侵略”。所以，即使未来某个时候台湾领导人接受了“和平统一”，其民众也会在心里强烈抗拒，其情绪也如同干柴烈火一般鼎沸，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形成漫天大火。

3、当前，国际话语权尚掌握在西方手中，“和平统一”实行以后，台湾岛上的任何一件事情都会被西方媒体歪曲宣扬、大肆宣扬、恶意宣扬，中央政府自缚手脚、左右为难、动辄得咎、寸步难行，里外都不是人，比香港政府还要委屈、为难上百倍。

4、如果台湾接受“和平统一”，其社会实质和社会生活不会发生任何变化，美日照样开设领事馆，照样干涉和影响着台湾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且只要一有需要，美日随时会通过“台独”分子在台湾各处兴风作浪，迫使中央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做出让步，最后，为十四亿中国人人为制造出一个2300万的“超国民群体”出来，而这又必然激起大陆民众的强烈反弹，这为矛盾的总爆发埋下了天量的炸药。

5、美日势力根本不会退出与中国争夺台湾的斗争，只要美日存在一天，这种斗争就会持续一天，假如中国一天比一天强大，这个斗争还能压制在地下状态，但是，如果大陆哪一天内部出现严重问题，中央权威下降，社会动荡，台湾便会在第一时间再行宣布独立，以此带动西藏、新疆等地区的分裂势力的纷纷联动，如果再加上美日和周边国家的大肆鼓动，那时，中国分为“七国”，便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噩梦。

综上，我们列举了一旦实行“和平统一”后大陆对台湾治理的各种不利局面，由此得出一个重要结论，那就是对台湾采用“和平统一”的时间窗口早已过去，大陆要统一台湾只有“军事收复”一条道路可走，否则，再继续采用“一国两制”的旧思维来解决台湾问题，将贻害无穷，将会给中华民族的未来带来巨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