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撰写军人个人自传（有示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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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网分享军人个人自传范例：朱学勤军旅生活自传

　　1985年研究生毕业，第一志愿是正在筹建的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接待我的所长很热情，他们正缺少我这个专业的人。后面一句话却使我打退堂鼓：“6年之内不能提家属问题”。6年之后只是可以提，何年何月才能解决？由此转向，回上海去一所能解决夫妻团聚以及住房问题的部队院校。很多年后我诧异北京有那么多雄心勃勃者，称野心也行，尤其不解学术生活亦可焕发“野心”？朋友笑答：“那是因为全中国有野心的人，都汇拢到这里。”闻言自惭，一个夫妻分居就把我从北京吓退两千里，可见我当时志向，倦鸟归林，庸碌得可以。
　　第二次自惭形秽，是1996年夏天在威斯康辛大学，一位台湾同行与我年龄相仿，经历也相仿，于是相互夸示军旅生活之“豪气”。他先说：“不谈实弹训练，就说结业时的震撼射击吧：学生兵匍匐爬行通过铁丝网，老兵在后面架好机枪，锁定准星，就在匍匐者上方保持30公分扇面射击，实弹狂扫，震耳欲聋，头一抬，立刻击毙，有些大学生就在这最后一关经受不住，精神崩溃。”再问我总共打过多少发子弹？我赶紧岔开话题，从此只谈学术不谈军旅。现在可以说了：6年中射击一次，五四式手枪，点射，6发，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军事机密。
　　进部队第一诧异是语言。此前了解全来自“雷锋日记”或电影电视，说得最露骨的也不过是《南征北战》，扮演民兵连长的张瑞芳对分手不久即升官的高营长，巧笑嘻嘻：“又进步啦？”即此知道“进步”原来是“升官”的代名词。“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流水的是官，不是兵。每一级军阶都有很刚性的年龄规定，时间一到，就要考虑提拔新人。同样时间内，一个处长之位在地方上可能只产生或盘踞一个处长，在部队却可能产生两三个团职干部。3年一过，这个“处长”就要走人，位近“处座”者皆可去干部处“谈谈心”。
　　这一现象很普遍，除部队干部必须年轻化，另一原因就是封闭。军营与社会隔离，这也应该，但如此一来，切断了其他通路体现自我价值，只能天天等“进步”。故而部队强调等级，而且要把等级穿在身上，这不仅是战时需要，也是最为重要的激励机制。两个陌生军人在候车室相逢，寒暄不到三句，就会问：“你是哪一年的兵？”这是军中纪年法，当兵那一年是你生日，由此可推测你升迁快慢，是正常还是委屈。时间一长，我发现有两种语言居然可以并存：谈得不对路，立遭严正喝斥：“不能向组织上伸手，当了这么多年兵，还不知道这一点？嗯！”谈得入港，可得软语温存：“不要这样说嘛，组织上还是有考虑的。1968年的兵是该到团级位置了，剩下没解决的已经不多了嘛！”
　　升迁另有制度设计，亦让我啧啧称奇。第一是横向平衡，无论是军事主官还是政工人员，一律由政治部而不是司令部提名行文；第二是纵向牵制，每一级单位提升干部，权限只及本级之下第三梯次，以免知遇之恩或袍泽之情。如我所在的那个院校，起初为副军，本院只能解决副团职任命，再往上，必须报军区空军，那就谁也不知道谁。后来提升为正军级，引起本院团职干部们一阵狂喜。
　　西方学者多半幼稚，推断我们体制改革难以启动，是缺乏制度设计能力，我曾以上述两个制度环节，雄辩论证我们并不缺乏制度设计能力，问题并不在这里。我还曾面折一位资深教授，不能以境外模式来推测中国军人的职业反应。在那样严密的制度设计下，军人除了听从“党指挥枪”，不可能有其他反应。至于文革中部队支左，并不能用来说明军人干政，而是早已政治化的军队进入同一种政治，只是比文官多穿一身橄榄绿而已，后来不也是诺诺而退？那一年政治风波，我们大院里的主官与地方官员并无二致：有几天听不见党中央的声音，全都进医院养病，一旦中央表态，立刻出院，精神抖擞地开大会，念通令。这就让我恍然大悟：这个制度并不是没有“check and balance”，用来保障政治忠诚，是很有效的。所谓拉美式或南美式，还有苏俄式，那都是外国书读多了，一厢情愿，多想出来的东西。
　　当然，在低级范围内是会发生低级感情的，即不仅“知遇”，而且“知知遇”。我的“知遇之恩”发生在1987年，来了一个老浙大毕业的训练部部长，圆脸，戴眼镜。他地主家庭出身，抗美援朝时参军，经历那么多运动居然没刷掉，等到改革开放，正逢干部知识化，枯木逢春，终于“从奴隶到将军”。也许是知识型干部，一来就抓知识课质量，我因讲课较好，被他看中，暂时摆脱霉运。他欣赏地方院校毕业的研究生，两个博士一大群硕士，与他相处很宽松。即以《渡江侦察记》陈述扮演的反派军官语，远远地喊他一声“军座”，他也不恼怒，加夜班嚷着要抽烟，他也让秘书照办。有一次临时出行，我只能从上海站军调处弄到一张硬座票，他也不嫌弃，很随便地与民工挤坐在一起。就这样跟他下部队，一年中从南走到北，总算知道了部队基层官兵的实情。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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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上文

　　
　　上篇写到随“军座”下部队了解基层实情，那倒真是军事机密了，不可妄说。谈军旅生活如何了断，是我个人“走麦城”，属凡人小事，则可言。
　　我的麻烦就出在那个“知遇之恩”。“军座”来了以后，欣赏地方院校研究生思想解放，能给学员换脑子；1980年代军队院校也有新兴气象，本人尚未悲观，干得也不错，于是提前晋级。不料就是这个团职害了我，乐极生悲，还要从那场大事说起。
　　大事来临之前，“军座”凭其气候敏感，感觉我要出事。承他关怀，令两位副手来寒舍提醒，偏偏那晚我出外与地方上朋友谈论事前舆情，说了很多错误的话，忧愤忘归。大校军官两道杠四颗星，两人四道杠、八颗星，齐坐在我那个不满10平米的小客厅里苦等，交相辉映。我妻子不知轻重，竟然打开电视，让他们一起收看当晚中央台，边看边唠叨，他们一言不发，或许是不便批评，或许本身就有共鸣。到半夜等我不归，留下一句话：明天一早上班前先去训练部，部长有急事。次日一早去，方进门，即见“军座”面容不对，也不问我昨晚去了哪里，就坐在办公桌后一个劲地扇扇子，神色焦灼。目送秘书出门、再关门，他才转过脸，一字一顿：“你今天听我三句，多一句没有：第一，前面的路还很漫长；第二，我不能看着你这一次被牺牲；第三，从现在起不出军营半步，我还能保住你，如不听，我将无能为力！”这是何等要紧的三句话？我居然掉以轻心，尤其没有听从他的第三句。下半年检查开始，即以团职划线。“军座”先此调离，虽未降职，人隔千里，看着这边检查，果然“无能为力”。
　　　我迟迟未在组织决定上签字，一开始有压力，待转业令下，反而转为主动。我自己也是事后才回过味：当事人未在处分决定上签字，属有案未结，地方可退回档案，不接；今年不接，明年不接，部队就会着急；当初安排处分，是上级某部门决定，如今处分影响转业，那个部门反过来又批评部队：为什么年年积压指标，留下这么长尾巴？ 部队有苦难言，“上级”总是“正确”。如此一来，却出现一个奇怪的妥协局面：部队反过来找这个被处分者“谈心”，屡“谈”屡“不通”，就给他联系一些待遇优厚的地方单位，希望这个“尾巴”尽快走人。而“尾巴”到这时就可以翘起来，可以挑肥拣瘦，还可以提出一些“个人”要求。比如我那一次，第一年给我联系的单位是职位好：上海市某区武装部副政委，团级待遇不降，应该满意？这个职位对别人很合适，对我则显滑稽，于是很严肃地“感谢组织关怀”，不去；第二年联系的单位是收入好：东方航空公司宣传科科长，职位低了一格，“金票大大地有”，而且“专业对口”，你不就喜欢舞文弄墨吗？还是未去。这就到了第三年，地方上有一个很小的大学，大学里有一个很仗义的朋友出来转圜，三方达成妥协。部队抽走档案中不实材料，个人在处分决定上写“保留意见”，地方则趁火打劫，提出人可以要，房不能给，这个“尾巴”必须留住原来营房里。此时部队恨不得磕头作揖，立刻答应打劫者，人走房不收，赶紧送瘟神。
　　这就是我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书的起源。后来遇到一个地方上的朋友，那一年他也要签字，大笔一挥，居然签出毛式三字：“知道了”。 如此神来之笔，一下子把我比下去，憋闷了许久，恨不得再有一次签字机会。还有一个憋闷，是当时这个大学确实很小，有弄堂味，星期五下午教师例会，能听到市声四起。1990年代初去北京，遇到孙长江——科技日报前总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撰稿人。老前辈问我近况，我闷闷不乐，只说八个字：“上大如寄，淡进淡出”。他说我是“外省人”，有所不知：“当年有领导曾发话，‘这样的人只能到一个小的大学去！’如果他不小心说成一句——‘大’的‘小学’，你我又当如何？组织上的关怀还是应该感谢的。”闻言开怀，立刻知足了！
　　那一年也顺便去北京某离休所，看望已经退下来的“军座”。他再不提那三句话，又送第四句：“到地方上去也好，后半生就在学术上努力吧。”
　　我的80年代就是这样结束的。首先对不起“军座”，悔不该不听他三句言，辜负了老首长栽培。其次对不起部队，击弹六发，年均一发，但当年每天起床号一响，一骨碌爬起来出操，后改为每周两次，毕竟锻炼了身体。20多年前离开工厂，车间指导员老崔告诫我不可坐夜，研究生阶段越演越烈以致失眠，军号一响，革除文人恶习，刀起病除，干净利索。现在不跑步，只保持早睡早起，这是我惟一的军人习惯了，大概能到老死。

军旅如饮茶

有意思啊，这份军旅纪事自传文笔和写法我很喜欢！

admin

军旅如饮茶 发表于 2012-3-11 15:00
有意思啊，这份军旅纪事自传文笔和写法我很喜欢！

谢谢你的评论，如果感觉好，多把你认为的精品拿上来分享吧？

uwzq9284

真是高层啊，副手也大校

admin

uwzq9284 发表于 2012-8-30 11:00
真是高层啊，副手也大校

呵呵，我们兵网人人平等，如果你也愿意加入管理团队，并致力于共谋发展，也有机会晋升的！

admin

军人自传年底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