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哪有恶仗哪就有贵州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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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场上中国军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取得全胜的攻坚战。
      他们总是在战争结束后就立即返回家乡，他们念乡念土，他们作战完后没有奢求，所以在抗战胜利后，看不到几个“出头的”，这是他们的淳朴，也恰恰是作为军人最基本的特质；
      他们上了战场能忍人所不能忍、扛人所不能扛；
      他们没有被商业经济的习气熏染，民风朴实，稍微一接受国家、民族意识的教育就能“认死理”，不会首鼠两端、朝秦暮楚、三心二意；
      他们在战场上忠诚、服从，执行力很强，打松山伤亡那么惨重也没有摧垮他们的意志；
      他们，在每一个重大战役中都能找到身影；
      他们获得了5枚在抗日战争中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这枚勋章只颁发给作战中贡献极大的军人，第一枚颁发给的是爱国将领张学良；
      ……
      他们，就是抗日战争中的贵州士兵；
      他们，是两位研究抗日战争历史专家级作家眼中的贵州老兵！
      《1944：松山战役笔记》的作者余戈：“我曾经在《1944：松山战役笔记》中说：松山战役，大致是中国贵州人和日本九州人打。我们贵州人打赢了。”
      《战场上的蒲公英》的作者黄晓峰：“和很多省份不一样的是，贵州并不是因为被日本人打，而被迫参军入伍抗日。贵州兵是主动参军，这种保家卫国的意识非常强。”
      他们两位，正是研究抗战中的贵阳兵最有发言权的作家之一。在他们所著《1944：松山战役笔记》和《战场上的蒲公英》两本抗战名作里，均用大量笔墨对贵州兵进行了描写。
      抗战八十万贵州人扛枪打鬼子
      余戈说，贵州兵的性格，跟贵州人的性格有密切关系。
      贵州人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中磨砺出了与内地人不同的性格，比如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抗战中后期因为大片国土沦陷，贵州等少数几个省份成了主要的兵源地，为抗战在人力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黄晓峰说，在贵州很少听说“抓壮丁”的事，因为只要有一个召集人，他们就立即能组织起来。贵州兵是主动参军，保家卫国的意识非常强。贵州是抗战时的兵源大省。
      黄晓峰提到，抗战时期，大批东部发达地区的民众转移到贵州，刚来的时候几乎人人都抱怨贵州又穷又落后，可过一阵就开始称赞贵州人的好处了。“贵州人的好处在哪里？好在吃苦耐劳，好在勇敢顽强。那么多难民来到贵州，你没有粮食吃？不要紧，我勒紧裤带陪着一起挨饿。你失去了家园？别着急，我出去帮你报仇！什么叫憨厚朴实够义气？就是贵州人这个样子！”
      抗战八年，贵州兵就在前线打了八年。从“七七事变”后的忻口会战、“八一三”上海会战，到徐州会战、台儿庄战役、南昌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常德会战、宜枣会战、鄂西会战，以及1942年和1944年的两次远征军作战……几乎正面战场上所有数得着的大战役，全都有整建制的黔军部队参加，而且全都表现得可歌可泣。抗战期间，贵州不仅出动了十一个师的子弟兵，而且还直接承担其他部队的补充任务，比如号称“虎贲”的第74军的补充基地就在镇远--前方每倒下一个“王牌军”的战士，后方立刻就补进一个贵州兵！
      抗战八年，贵州向前方提供了近八十万兵员，这对于一个人口不过千万的省份而言，简直就是个奇迹！
      余戈说，贵州天生就是出“山地战士”的地方，这在松山一战中得到了证明。
      黄晓峰说，抗战时期，大批沿海，东部学校迁到贵州。当时贵州人口不多，面积不大，因此这么多的高校的迁进，让贵州青年知识水平提高非常快，他们是有意识的投入到抗战中。
      贵州老兵有很浓的家乡情。在黄晓峰的研究中发现，贵州老兵成群结队地出去打仗没问题，但当仗一打完，他们就撤回贵州。因此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中，能找到贵州兵的影子，但抗战胜利后，或者每仗打完后，他们几乎都第一时间返回家乡，没有奢求，所以到最后，反而没有“出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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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山战役贵州部队全歼日军联队
      余戈说：“我曾经在《1944：松山战役笔记》中说：松山战役，大致是中国贵州人和日本九州人打。我们贵州人打赢了。守松山的日军是日本北九州福冈县的113联队，进攻松山的是由贵州人为主体组成的第8军。日本战史称松山战役是日军在亚洲大陆上第一个‘玉碎战’，贵州部队在抗战史上首创全歼日军建制联队的战例。”
      日本九州自古是出精兵的地方，日本的军国主义就是以萨摩藩军阀为主而鼓动起来的，他们的资本就是九州人兵多且善战。但这些所谓的“九州男儿”，在滇西的松山被贵州子弟兵给全部消灭了。
      在某种意义上，松山战役是中、日两国各自派出最精锐兵力，所进行的一场个性、意志、精神的较量，是一场绝对“硬碰硬”的厮杀，其胜败具有整体上的象征意义。不仅如此，抗战期间还有几个最能打的部队，比如戴安澜指挥的第200师、孙立人指挥的新38师，都是在贵州补充、整训后开赴滇缅战场的，这些精锐劲旅中也有很多贵州子弟。
      不虚浮不矫饰贵州兵杀敌只做不说
      在滇西做抗战历史调查的几年，余戈采访过不少战后流落在当地的贵州籍老兵，印象深的有第8军工兵营的张羽富、第309团的李文德、第36师的李华生，他们都在松山、腾冲战役中出过大力。
      贵州老兵的性格特点，大都坚韧、老实、乐观、机智、豁达、平和。可能从这些性格中，你感受不到他们昔日作为士兵的英勇，但是这才是真正的老兵风采。他们都不好夸夸其谈，但是讲起所经历的战斗生活时没有一点虚浮和矫饰。
      在从小就和很多老兵接触的经历中，黄晓峰深有体会的是——跟北方军人不同，北方军更武，更强调表现他们的武，而贵州军人身上具有南方军人典型的文气。所以有人说，“北方军是兵，南方军是斌。”
      李文德在松山战场上是担架兵，与突击队员一道行动，从枪林弹雨中往下抬阵亡者遗体和伤员。打到后期没兵了，团长陈永思动员勤杂兵组建敢死队，李文德听到让“举手”就举手了，其实他几乎没有经过战斗训练。
      李华生给师长当勤务兵，在通过一段日军狙击手控制的开阔地带时，师长让他骑自己的马先冲过去，他没有多想骑上马就跑，结果遭到日军密集弹雨的狙击，所幸没有打到他。几十年以后说起此事，他没有一点回味过来的怨气，没有觉得师长拿当兵的生命不当回事——这就是一种属于士兵的本分。
      松山大爆破中，当按下爆破键时，埋在碉堡下的炸药却没炸，他爬到地道中的一段，查了后往回跑，没爆；再去往前检查一段，还是没爆。他就一次比一次进入更深的地道，每多进入一节，他接近碉堡的距离就越近，靠近炸药的距离也越近。当炸药爆炸时，他被震晕了，震得很长时间都不会说话。这个人是82师工兵连长张其昌，，贵州毕节人。
      抗战中，有五位贵州军人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最高勋章。通常，青天白日勋章只授予高级军官，而贵州的勋章获得者有团长、营长、连长，这是很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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