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120周年:日本侵华战略的历史文化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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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中叶以降，中日两国分别以“洋务运动”（始于1861年）和“明治维新”（始于1868年）大略同期步入近代化进程。因变革深广度的差异，历三十年，至19世纪末叶，中日国力悬殊（弱方的清朝并不自知）。1894年7月，蓄谋已久的日本挑起战端，清朝消极应战，日军在朝鲜、辽东重创清朝陆师，在黄海完败北洋舰队。1895年4月，“海陆交绥，战无一胜”的清廷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控制朝鲜，掠占台湾，索取库平银二万万两赔款，加上“三国还辽”追加三千万两赔款，共相当清政府三年财政收入，中国半殖民地化大大加深，日本则得以在帝国主义路径上狂奔。
　　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前承16世纪丰臣秀吉征伐朝鲜、觊觎明朝，后启20世纪30—40年代的14年侵华战争，置之更广远的历史背景，则是日本自古以来国家战略的强势践行。日本侵华，有着久远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
　自古即立“八纮一宇”说
　　地处东亚外缘的岛国日本，国土狹窄，资源不富，却“不甘处岛国之境”，很早就有强烈的对外扩张诉求，其掠占的首批目标是邻近的朝鲜半岛、台湾岛、库页岛以及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东亚大陆乃至全世界则为其侵略的“远大目标”。
　　“雄飞海外”、称霸世界，是日本统治阶层千余年来的梦想。传说中的初代天皇神武天皇便有“八纮为宇”狂想。“八纮”一词原出中国典籍《列子·汤问》《淮南子·地形训》，意指四方四隅。成书于8世纪、用汉文写作的古典《日本书记》借用此词，编造神武天皇建都诏书，内称：“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纮而为宇。”意欲将世间的四面八方，置诸一宇（屋顶）之下，而这个“屋顶”，便是世界最高君主日本天皇。
　　此一妄念，自古代延至近代。明治维新伊始，即以天皇名义发布《宸翰》（御笔信）曰：“朕安抚尔等亿兆，终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富士山——引者）之安。”天皇的御用文人不遗余力宣扬此说。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日本“国柱会”成员田中智学把神武天皇“掩八纮而为宇”之语概括为“八纮一宇”，字面意思似乎是“四海一家”，实则宣示日本为统一全世界的霸主。1915年（大正二年）3月11日，国柱会机关报《国柱新闻》刊登《神武天皇の建国》一文，正式抛出“八纮一宇”说。1940年7月26日，日本近卫内阁制定《基本国策纲要》，声言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八纮一宇”为其根本目标。中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期间，“八纮一宇”成为日本帝国的国家格言，其军政机构悬挂两条幅，一为“武运长久”，一为“八纮一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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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日本的海外扩张
　　“八纮一宇”是日本千余年的国家方针。自大和国于4世纪末、5世纪初统一日本开始，即践行“掩八纮而为宇”的扩张计划。
　　日本古代有神功皇后“征伐三韩”的传说。4世纪末，倭王侵犯朝鲜，渡海攻破百济、新罗城池，并掳掠奴隶、布帛，后被击败，退回日本。
　　7世纪日本派兵介入朝鲜三国（高丽、新罗、百济）政争，被唐朝与百济联军重创，此为中日间第一次交兵的“白江之役”（见《旧唐书·刘仁轨传》）。
　　16世纪末，军事封建领主丰臣秀吉（1537－1598）初步平定战国纷争，立即向外扩张，先是迫使朝鲜、菲律宾、台湾琉球前来朝贡，进而大规模出兵朝鲜，试图以朝鲜作为征服中国的跳板。1577年，丰臣秀吉向其主公织田信长进言：“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倚君灵威，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也。”（赖山阳：《校刻日本外史》第15卷）1590年（天正十八年）冬，已成日本实际统治者的丰臣秀吉致书朝鲜国王，宣称：“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400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史料日本》近世编，吉川弘文馆1964年版）
　　1591年（天正十九年）、1597年（庆长二年）丰臣秀吉两度派遣大军渡海，于釜山登陆，曾占领朝鲜京城、开城、平壤三都，剑指明朝，甚至宣称要迁都明朝京师北京，由日本天皇统治“明国”。因中朝联军在陆战和海战中击败日军，丰臣秀吉铩羽而归，一蹶不振，然其“必图朝鲜、窥视中华”的扩张侈念对近代日本产生久远影响。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开启之际，日本刊行《日清战争实记》，连载坪谷水哉的《丰公朝鲜军记》（“丰公”指丰臣秀吉），该记的序文云：“我帝国开辟以来，堂堂六师境外从事征讨，自上古神功皇帝征服三韩以后，迄于天智天皇在位，前后460余年间，凡30余次，然征讨三韩之地，即今之所谓朝鲜半岛者，更深入中国本土与之交兵”。“文录、庆长间，出兵朝鲜前后两次，为时达七年之久，二十万貔貅蹂躏八道之野，几番与明韩联军鏖杀，耀日军威武之辉于异域，永绝邻邦觊觎之念，扬国威，张国权，功莫大焉。是丰太阁雄才伟略所致，流泽后世之民多矣……温故知新……以此鼓舞振作国民敌忾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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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户幕府时期“日本中心主义”发酵
　　丰臣秀吉扩张狂念遭遇重挫，继起的德川家康（1543—1616）建立江户幕府（1603—1867）。因国力所限，又为了禁止“异教”“异学”入境，幕府于1633—1857年两百余年间厉行“锁国体制”，对外侵略偃旗息鼓，然“掩八纮而为宇”的诉求未曾消弭，封建领主仍怀“德化宇内”之想，且于内敛间，令“日本中心主义”精神发酵。
　　江户幕府初期，儒学家、兵学家山鹿素行（1622—1685）著汉文历史书《中朝事实》，称日本为“中华”“中朝”，为世界中心。山鹿追溯日本皇统起源，扬言最高政治理想早在古代已经完美实现。其思想对幕末明治间勤王武士影响很大，也为近代日本军人所服膺，如日俄战争日本陆军主将乃木希典（1849—1912）喜读《中朝事实》，明治天皇去世，乃木自杀以殉，所留遗书引《中朝事实》之语，告诫自己的弟子、皇太孙裕仁（即后来发动侵华战争的昭和天皇）。
　　江户幕府中期，“国学三大人”——荷田春满（1669—1726）、贺茂真渊（1697—1769）、本居宣长（1730—1801）以“大和心”（日本精神）取代“唐心”（中国儒家精神）和“佛心”（佛教精神），宣扬国粹主义，力主清除中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江户幕府后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俄罗斯、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相继东侵中国、日本、朝鲜。日本儒学家、国学家和洋学家从不同角度竞相探讨挽救民族危机的方略，其共同意向是：精神上推尊日本至上、天皇至尊，方法上超越岛国局限，仿效西洋列强向外侵略。提出完整扩张计划的是“经世家”佐藤信渊（1769—1850）。他1823年（文政六年）撰《宇内混同秘策》，首句称：“皇大御国（指日本——引者）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故若能经纬其根本，则全世界悉为其郡县，万国君长，皆为臣仆。……安抚万国之苍生，自始便是皇国君主之要务”（《混同秘策》，泷本诚一：《佐藤信渊家学全集》，岩波书店1926年版）
　　佐藤说：“以此神州（指日本——引者）之雄威征彼蠢尔蛮夷，混同世界，统一万国，何难之有哉！”“皇国征伐支那，如节制得宜，五至七年彼国必土崩瓦解”。其计划为：征服支那应先攻略满洲。如得满洲，“则朝鲜、支那次第可图也”。他还具体拟定进攻中国的实施计划：在东京、关西、中州、筑紫、陆奥等八地域实行“富国强兵”，得雄兵20万人，然后由天皇渡海亲征，先锋直扑江南，以南京为临时皇宫之所在，录用支那人才，征服支那之后，再图东南亚、印度。佐藤信渊先侵略满洲再征服全中国，进而侵占全亚洲的扩张路线，继承和发展了丰臣秀吉思想，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计划之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