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转业再社会化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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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17岁就当兵，你能理解我对部队的感情？”离队的日子越来越近，原本满怀憧憬的章晓莹，悄悄哭了几次。她是北京一所部队医院的烧烫伤主治医生，在一个正团级的单位里，41岁已是副团，职位已抵近天花板。
　　章晓莹一直羡慕在地方卫生局工作的妹妹，上班时可以上网给孩子搜童话故事，不用隔三差五搞战备，不用一周四天通宵值夜班，不用再把孩子撇在家里没人管。
　　大多数转业军官已步入“不惑”之年。章晓莹却深处迷惘之中，习惯了军营生活，以后该如何与社会上的人相处？
　　对于转业军人而言，一般都要经历两次社会化：参军入伍，从社会人转为军人；转业退伍，再回到社会人。
　　退役的副师级干部张建元觉得“转型不算成功”。2008年，有工程兵背景的张建元被分配到交通厅，报到不久就被委以重任——某高速公路的筑路总指挥。
　　张建元也憋足了劲，想在地方上再做出一番事业。工作中，他将笑脸一律拒之门外，也得了“二锤子”的绰号。高速公路尚未建成，他就坐上了“冷板凳”——职务调整。
　　如今，只要有朋友聚会发来邀请，张建元都是来者不拒。他最怕孤独。
　　军内军外仅一墙之隔，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军队最讲究的是“命令与服从”，即使连职干部在军中也是一呼百应。然而，一旦转业地方，就要习惯冷冷清清，不仅要自己照顾自己，甚至还要服从年轻领导的管理。转业军人不得不在这两种文化的变迁中完成身份的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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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兵，打仗。打仗，当兵。”2010年，朱明明从武警部队“改嫁”到河南驻马店。脱下军装背上大包的那一天，他突然觉得很无助，就像“一个孩子被扔进深山老林，要适应全新的环境”。
　　2012年，山东省对军转干部的一项调研证实，“掌握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适应新的职业角色关系”，是军人重返社会的第一只拦路虎。
　　“军转干部大多是部队里的各级领导，专业与地方的需求不对口，年龄、文化优势又不如大学生。”鲁东南某市编办副主任说，地方急需的岗位是商贸、计算机等，而转业干部擅长的大多是导弹、雷达相关领域，军事专业几乎占据了三分之一。
　　朱明明当时择业的三条标准是：专业对口，利于上手；能在工作中找到成就感；工资待遇可以不高，但一定是旱涝保收的“铁饭碗”。
　　三条标准遴选下来，只有公安系统合适。一路过关斩将，朱明明没能留在市局，而是被分到了基层派出所。
　　“打架斗殴，两抢一盗，诈骗上户口。”对于朱明明来说，基层公安业务难度不大，只要掌握好立案标准，做好笔录就游刃有余。
　　“放下冲锋枪，拿起手枪”？军人再社会化却不是如此简单。
　　报到时，同样安置到公安系统的战友就反复告诉朱明明，“公安工作不比部队，复杂着呢。”这名战友上班第二天就受到了处分，他怜悯吸毒的小姑娘，把手铐由“反铐”改成“前铐”，于是，这名“白粉女”顺利地吞食了一枚纽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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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明明所在的乡镇是有名的艾滋病重灾区，2011年春节前夕，派出所接到报警电话，一名艾滋病患者与镇医院发生纠纷。两天后，将会有省里的领导来医院视察慰问。朱明明和两名同事紧急赶到现场，两名保安正拿着木棒护卫着院领导和几名医生，而患者则带领家属情绪激动，哭喊声一片，局面随时可能会失控。
　　“万一这些患者把你抓伤了，哪怕是咬了一口，都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劝解非但无效，十几名家属转而围向朱明明。
　　“想干架，来吧！老子死了国家还给个烈士，老婆孩子国家养活！”情急之中，朱明明抽出警棍，而局面就这样被控制住了。
　　在军队的文化中，贪生怕死、背弃战友与投敌叛国无异，是不可饶恕的丑行。
　　“在部队只要不犯错误，级别三两年都能上蹿一格。”不同于在部队，朱明明明显感到了升迁的压力：派出所所长和指导员都是科班出身，分别是北京公安大学和沈阳刑警学院的毕业生，小心翼翼十几年才熬到正科。
　　“市场并不排斥军转干部”
　　军转安置制度一直深处变革之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从新疆建设兵团到北大荒的石油大军，主要实行成批成建制的转业模式。此后，“全转全包、统分统配”的安置模式延续了很多年。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阿尔蒙德认为，几乎所有国家都会对军人格外优待，退役安置中的恩给制正是“恩庇侍从”模型的延续，国家以雇主的身份提供工作安置和生活待遇，用以换取军人的忠诚和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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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这种忠诚的品质，让很多中国转业军人理所当然地进入公检法系统。
　　2009年，在一次法官培训课上，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主张，“复转军人不应当成为法官，除非受过系统的法律教育。”课程结束后，培训班负责人提供的登记表显示：整个法官班学员中，近一半是复转军人。
　　一语惹起千层浪。至今，一名不愿具名的军方人事问题专家依旧认为，如果通过司法考试，“军转干部进法院”仍具有很大优势：“军转干部政治素质过硬，组织纪律观念强，能理解中央的方针政策，思想的纯正性可以让人放心。他们大都是军校毕业，分析能力、组织能力、指挥能力强。”
　　“如果通不过国家司法考试，你永远也别想进法官和检察官队伍。”正在转业安置中煎熬的王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公检法系统不在他的考虑之列。情形正在改变，自2002年起，国家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后，军转干部要想进入法院和检察院系统门槛抬高了。
　　“旱涝保收”，依旧是军转干部择业的第一条守则。在军队的一项志愿抽样调查中，有98%的转业军官要求分配到党政机关。2000年以前，军转干部进入企业，身份依然是国家干部。在企业改制中，“干部”逐步变成了“员工”，甚至下岗生活没有着落。
　　杨伟森从副团职参谋转业到一家国有银行。一年后，银行转为股份制，他也被定岗为“进出口业务经办员”，相当于本科毕业生转正后的级别。每次战友聚会，他都会告诫说，“我二十多年的军龄白搭了，宁可要一笔钱自谋职业，也不要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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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转改革并未止步。2001年，《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实施，打破单一的计划分配制度，鼓励自主择业，尽管曲高和寡。近年来，提供一笔资金，不再安排就业岗位，这种货币化的安置思路也日渐明晰。
　　“市场并不排斥军转干部。军队转移出来的人力资源进入社会领域后，同样能使民用经济获益。”让多位军方专家津津乐道的是日本的企业安置模式，它并不盲目将转业军人推入企业，而是重点送入军火企业，成为顾问或者是技术部门的主管，成为军火企业与防卫厅之间联系的桥梁。
　　中国很多优秀的企业家出身行伍。稍早前的一项媒体调查显示，国内500强企业中，有近一半的总裁、副总裁有军队服役的经历。更为典型的则是美国西点军校，该校二战后培养出八千多名商业精英，担任着各大主流企业财团的董事长或总裁。
　　实行职业化的美军，其安置模式也是中国重点考察的对象。美军绝大多数军官都有机会在部队服役20年，直到退休。对于少数退役军官则以自谋职业为主，联邦政府只提供职业培训、部分经济支持和社保领域的法律保障。
　　在经历了诸如艾森豪威尔时期的老兵动乱之后，五角大楼开始研究资助类似“军转教”等各类项目。不同于中国转业干部多数进入党政系统，美军退役军官主要流入教育等社会化行业。其中，“军转教计划”影响最大，它不是为军人颁发教师证书，军人若想成为教师，没有捷径可走，必须和普通人一样满足教师证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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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次军转安置研讨会上，多位军内外专家还是期望，在军队职业化的道路上，中国的军转安置难题能从根目录上迎刃而解。2009年6月，中央提出“探索建立中国特色军官职业化制度”，军官退役安置制度就是其中关键的一环。
　　当前，中国各级政府部门也大都设有“转业军官培训中心”，从就业理念到职业技能，帮助转业军人重返社会。
　　（应受访者要求，朱明明、邱大雷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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