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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挟洋”只会自轻,香港反对派须自重
香港反对派人士陈方安生、李柱铭受美国副总统拜登接见一事,激起不大不小的波澜。事情已大致过去,但议论仍然有,因为陈李事后的兴高采烈反映了部分反对派人士“挟洋自重”的典型心态。挟洋自重不仅是香港反对派之间的基础性流行病,也是大中华社会里一些力量的老毛病。对此是值得说道说道的。
挟洋自重成为一种政治选择,根本原因是历史上“洋”的力量太强,与中华力量不成比例,洋人说几句话,就很管用。香港做了一百多年殖民地,部分人迷恋西方的权威,再正常不过了。
然而世易时移,香港回归祖国后,带来了其与世界各大力量政治关系的深刻变化。我们说香港的普选安排是中国“内部事务”,这不仅是原则,也是铁定的事实。因为无论华盛顿还是伦敦,即使有干预香港政治进程的愿望,他们能做的事情也很有限。
西方能在香港搞渗透,添点乱,但这一切不可能在香港造成反对派所希望的政治结果,换句话说,西方对香港早就不再有实质的政治塑造力。陈李受到拜登接见,他们和支持者显得挺激动,这说明他们生活在不切实际的幻想里。
香港如今的政治地位非常清楚,全世界都能看懂,真正糊涂的好像就是反对派里最激进的那批人。由于这个大认识的错乱,反对派对其自身性质的认识也是糊涂的。他们不仅要做香港的反对派,似乎也很想做整个国家的反对派,加上有一些西方力量的支持,他们觉得特区政府和北京都应当怕他们,13亿中国人也应让他们几分。
不能不说,在香港落实基本法是个不断往前走的过程,存在反对派与特区政府甚至中央的某种博弈是自然的,但这种博弈并非没有边界。恪守这些边界既有利于香港稳定,也有利于中国社会对反对派信任的形成。
反对派应当清楚,中国社会对内部一些人“投靠洋人”是很反感的,也有着天然的警惕。在香港政改敏感时期,一些反对派人士直接向西方力量求援,这是对他们与当局及全国公众之间脆弱信任的打击。
香港3年后将举行第一次特首普选,因是头一遭,谁都不熟悉。反对派在争取最大限度影响这一进程的同时,应当表现出他们的建设性,而不能采取一国两制大环境无法接受的极端手段,恶化香港及中国社会对他们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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