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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13 06:0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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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
浙江最成功的就是把人变成资源
南都:说到创新驱动,外界很感兴趣一个问题:现在很多城市都想把阿里巴巴引到当地去。浙江怎么留住马云?
李强:互联网公司最需要的是什么?不是便宜的土地、优惠的政策,而是创新的土壤、创新的人群、创新的文化。阿里巴巴从浙江长出来,是因为它的创新文化与浙江的创新文化合拍,是因为浙江既有创业创新氛围又有诚信法治环境。浙江已经成为一个电子商务大省,一个线上线下皆活跃的市场大省。现在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资源的利用方式已经彻底变革。马云没有必要搬来搬去,市场布局有需要,在其他地方设个分支机构就行了。我相信,靠优惠政策吸引马云落户估计很难成功。
在浙江,阿里巴巴的合理要求,我们肯定帮他解决。但更重要的不是这些,因为这种企业需要的是适合生存的环境。政府要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让企业觉得在这里发展很舒服,能够健康成长。而不是一味给予特殊政策,靠特殊政策活下来的企业,是没有竞争力的。
南都:政府创造的这种环境,也是你所讲到的“一个驱动”。“创新”是老生常谈,在你眼里浙江的创新环境有什么独特性?
李强:我所说的创新,不仅仅是科技创新,还包括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很多内涵。对浙江来说,我们要向改革要活力,向科技要动力,让所有市场主体充分释放能量。
改革开放36年,浙江最成功之处,就是把人———浙江人自身变成资源。特别是众多的市场主体、浙商群体,是我们活力所在。要进一步给他们“松绑”,去年抓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目的就是激发民间与市场的活力。
科技创新,关键是以企业为龙头的产学研创新联盟、产业核心关键技术的攻关突破。去年我们抓了机器换人、电商换市,不仅节约劳动力、开拓市场,而且推动创新成果大规模地转化应用于产业,推动商业模式创新,促使浙江经济增长建立在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基础之上,这就是强化经济增长的内生性。
审批改革
列权力清单 厘清政府权力边界
南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其实在许多地方都有过。但老百姓和企业较多的疑问是,官方的权力下放数据和老百姓的切身感受有落差。问题出在哪儿?
李强:可能是有这样的情况,表面上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大大减少,但实际上有的部门把相当部分的行政权力转化为可以直接与行政相对人发生关系的指导、监督、检查等权力,这就好比把这些权力“放在笼子”里,笼子的钥匙又在自己手中,想用的时候可以随时拿出来,既有“面子”,也有“里子”。
为了让这种“偏门”走不通,让“灰色地带”不再存在,我们去年大力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力求把行政权力纳入法治轨道。
我们说的权力清单,不是说放权多少,而是厘清政府部门的权力边界。这和前一轮政府自身改革特别是以行政审批改革为突破口的放权不完全一样了。
首先是清权。一个部门一共有多少项权力,这些权力是不是法律给的,依据在哪里。即便是法律有规定,但在现在背景下,你的权力行使对经济发展起到抑制作用还是促进作用?从合法合理的角度去看,该削减的削减,该严管的严管,该下放的下放,这就是确权。这里有法律调整的问题,要积极推动。再就是制权,行使权力的时候要公开,要接受监督。浙江各级政府会因为这张清单加快职能转变。
民营银行
5个试点4个是浙江人主导
南都:浙江民资丰厚、民营经济发达,今年有什么预期?比如民营银行、利率市场化。
李强:民营银行试点已经明确,一共5个,浙江有2个,上海复星、均瑶也是浙江人办的。所以说5个民营银行试点4个是浙江人主导的,体现了浙商的活力和地位。
我相信今年会有突破。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某一个点、某一个行业、某一个地方的改革。中央非常明确,问题导向推进改革,遇到问题逐个解决。我们有信心把浙江各项改革深化下去,因为浙江就是靠吃改革饭长大的。
南都:你如何判断这种经济改革的结果?
李强:政府、企业、社会和谐共振,经济改革的成果才会好。现在,“五水共治”、“四换三名”等举措,很多是企业和社会已经在干的,或者很迫切想干的。简政放权,更是社会和企业最希望政府干的。
比如,要素倒逼。有个企业家说,转型升级是自我发展也是社会责任,政府不抓我们也要做,这好比爬楼梯,我们先上去了,一批关联企业会跟上来。应该讲,见效比较明显。去年,全省关停低端落后企业和作坊1.8万家左右;钢铁、水泥、印染、造纸等18个重点行业1658家企业淘汰落后产能,腾出能耗空间144万吨标准煤、CO D等排放空间近3万吨;全省工业技术改造投资4600亿元,增长25.8%,万元增加值用工下降9.2%;新产品产值增长24.4%,发明专利申请量增长31%;网络零售额增长88.5%;新设立企业21.4万家,增长80 .5%。这一串数字,说明产业素质在明显提升,民间活力得到进一步释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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