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曾为2000余二战退伍士兵做脑叶白质切除手术 后遗症致病人痴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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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
刚从英国归来的时候，特里茨在现年83岁的妹妹雷吉娜·戴维斯(Regina Davis)眼里看起来还挺健康。到40年代末，他的行为变得让人担心。
病历显示，父母担心特里茨会攻击雷吉娜。家住威斯康星州奇尔顿的戴维斯说：“有声音对他说，或许他应该走进另外几间房当中——可能有我们当中某一位的那一间。他脑子里想着什么，我不知道。”
特里茨的弟媳多罗西娅记得，1949年拜访农场的时候她注意到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至今她仍然记得她跟特里茨的一次交流。
她问：“还好吧？”
她记得他说：“有人真正在乎吗？”

病历显示，特里茨诉说他遭到联邦调查局和空军的迫害。亲属们想让他相信这些阴谋都是想象出来的。特里茨的父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带着他去见了一位牧师。
退伍军人管理局的一份医学报告说：“家人比较担忧的是，病人可能会因为他的想法犯下不可饶恕的大罪，被打入永恒的地狱。”牧师送他去一位天主教精神科医生那里，医生建议实施电击疗法。

特里茨的妹妹戴维斯说，父母在经过了很久的挣扎后，决定将他们的儿子送进一家精神病医院。（图片来源 Michael M. Phillips/The Wall Street Journal）
1949年，特里茨的父母让他住进了专治精神病的托马退伍军人医院。据戴维斯说，他们的这个决定做得很艰难。她说：“我认为妈妈和爸爸之所以觉得送他去医院是最佳选择，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家人安全的考虑。”
病历描述了特里茨接受的胰岛素休克疗法、电击休克疗法和高压喷水疗法。医务人员在1952年报告说：“病人有时候非常警觉，跟他一说话，马上就有反应；有时候他会继续站在原地做鬼脸，就好像没人跟他说话一样，显然是在等待冷水冲击身体时的那种刺激。”

医务人员的结论是：“病情略有好转。”
没几个月，医生便开始论证做脑叶白质切除术的可行性。一位脑外科医生报告说，在一次检查期间，特里茨直勾勾地盯着前面不肯说话，手臂和手掌做出“多种怪异的姿势”，似乎是听到了什么声音。
一位神经精神科医生警告说，特里茨做手术的效果可能不会很好。她写道：“我怀疑病人做手术之后能不能实现社会能力的康复。”从记录中看不出这些疑虑有没有说给特里茨的家人听。
特里茨的父亲准许实施脑叶白质切除术，母亲签字作证。
实施手术那天，麻醉师用硫喷妥钠让特里茨失去了意识，上午11点05分，外科医生在他的头皮上开了第一道口子。到正午时分，医生已经用黑色丝绸缝线缝合了他的头部。特里茨的脑叶白质切除术做完了。
之后，特里茨的妹妹和母亲看到他扎着绷带，在病床上痛苦地翻腾。妹妹戴维斯说：“他太痛苦了。他那个样子让人不忍直视。”

特里茨记得，他出现了剧烈头痛，“任何人能够有多疼，就有多疼”。

1953年，梅里尔（左）在威斯康星州的托马医院接待一位病人，也就是这一年，他和其他医生建议给特里茨进行脑叶白质切除手术。（图片来源 Merrell family）
建议给特里茨做脑叶白质切除术的退伍军人管理局人员之一，是当时29岁的心理学博士生、退伍军人管理局实习生戴维·梅里尔(David Merrell)。他在1953年的一份报告中说，给特里茨做脑叶白质切除术“应该有助于降低破坏性情绪冲动的强烈程度，使病人能够更加有效地活动”。
梅里尔自己曾在1944年盟军登陆意大利安齐奥的血腥战场上担任卫生员。战后多年，他的夜惊症总是把妻子艾薇(Ivy)从睡梦中弄醒。
现年88岁的梅里尔仍然因为他在特里茨病例中起到的作用而感到不安。那是他在离开退伍军人管理局之前建议的唯一一次脑叶白质切除术。他说：“回过头来看，脑叶白质切除术是当时精神医学领域弄出的一件可怕的事物。但它确实使医院有可能在不伤害医院病人——凶猛好斗的病人——的情况下控制他们。”

现年81岁的梅里尔夫人在当时是托马医院的一名精神科护士，负责照料暴力病房，和患有精神病的老兵一起玩克里比奇牌、打垒球。她说：“当时我不信脑叶白质切除术，现在也不信。那是在搞乱别人已经乱作一团的大脑，我不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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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战后不久的那段时期，脑叶白质切除术并不像今天一样引起人们的一致反感。报纸杂志常常将它描述为针对严重精神病人的特效治疗方案。有些军人的父母甚至主动要求为他们患病的儿子做脑叶白质切除术。
1950年，加州弗雷斯诺一名女子致信旧金山退伍军人医院，请求医生赶紧给她已经住院的儿子做之前被推迟的脑叶白质切除术。“1942年征兵编码下来时，他响应号召去参了军，”她写道，并质问：“他为什么不能（在不进一步推迟的情况下）做这项手术？”
有些家属认为脑叶白质切除术改善了老兵的生活。莫里斯·杜索特(Maurice Dusseault)在756宪兵营(756th Military Police Battalion)服役期间精神崩溃。亲属相信，他所做的脑叶白质切除术帮他恢复了接近正常的生活。手术之后，他和姐姐（妹妹）一起生活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据亲属说，他手边总有一瓶“老祖父”(Old Grand-Dad)波旁威士忌——一直在一个机场打工，同时兼做自家百货店的送货员。
他的外甥、现年78岁的尤金·罗尔特(Eugene Rheault)说：“我这一辈子对脑叶白质切除术是充满敬意的，因为我认识的病人就莫里斯一个，而手术在他身上见到了效果。”

医生报告说，暴力病人平静下来，不再需要加以约束。他们的自杀倾向似有减弱。有些人可以出院和家人生活在一起。
但退伍军人医院医生同样深知，他们很多时候是在用病人的人格去换取情绪上的稳定。

二战期间，梅里尔在盟军登陆意大利安齐奥的血腥战场上担任卫生员，一张老照片显示他在运送伤员，他在照片上标注了每位战士的名字。（图片来源 Merrell family）
精神病医生杰伊·霍夫曼(Jay Hoffman)在1949年写道，马萨诸塞州贝德福德退伍军人医院接受脑叶白质切除术的42名老兵“作为一个集体，让我想起一只停下来的手表”。他写道：“如果有人猛烈地摇晃，手表容易走几次，滴答声像一只修好的表，但它几乎马上就耗尽了能量，停下来了。”
1949年，退伍军人管理局向家属发放一份37点居家养病指南。这本册子的核心内容就是提醒亲属：他们送去战场的男人，回来的时候成了一个孩子。册子上说：“他可能会说出脑子里浮现的任何东西，让你们难堪。就像小孩子一样，你们给出的各种建议他都有可能说‘我才不呢’。如果你们跟他开玩笑，给他某样新的东西，谈其他一些事情，他可能就会忘记他说的‘我才不呢’。”

做过脑叶白质切除术的老兵可能会当众手淫，“或在浴缸里洗澡、玩耍数小时，同时还不一定能洗干净”。
“他会在什么时候好起来？”退伍军人管理局说，“我们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退伍军人管理局也曾试图明确好处是否大于风险。风险是很大的。根据1947年的一份文件，总体来讲，做脑叶白质切除术的老兵术后不久死去的比例占8%。一家医院报告了15%的死亡率。
1953年，俄勒冈州罗斯堡退伍军人医院的一位神经外科医生想检验这种手术产生的是实际效果还是安慰剂效应。他在四位患有精神病的老兵颅骨上开孔，虽然并没有接触他们的大脑，他还是在事后表示给他们做了脑叶白质切除术。这位医生报告说，四位病人都没有显示出“哪怕一丁点好转”。
这位医生后来重新打开病人的颅骨，做完了手术。
直到50年代中期，退伍军人管理局才对373名退伍军人完成了一项为时五年的调查。其中一半的老兵做过脑叶白质切除术，其他人则作为对照组。然而到调查结束时，很多实验对象都在服用新的抗精神病药物，从而扰乱了调查结论。

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退伍军人管理局内部一直存在一种信念：手术让病人的病情有所改善。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退伍军人医院的两名护士在1949年写道，脑叶白质切除术创造了老兵有朝一日离开精神病房回家的可能性，之前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存在。她们写道：“几个月前还生活在一个除了死亡之外似乎没有其它出口的黑暗世界，跟这样一个人说‘再见’的意义，是很难放进统计数据里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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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居
特里茨术后康复很慢。做完手术六个星期之后，他在睡梦中放声大哭，整个身体抽搐起来。那是一系列发作的第一次。医生总结认为，这些发作可能是脑叶白质切除术引起的。
不过到1953年9月份，他变得开心起来，跟其他病人玩七巧板、下象棋。然而不久之后，他再次回到自己的世界，自称“宇宙之主”，让医生担忧。
1954年1月，医生允许他试着呆在自家农场。结果很不顺利。记录显示，他的父亲悄悄地对来访的退伍军人管理局社工说，他不敢独自一人载着儿子回到托马。最后当地警长把特里茨带回了医院。
记录显示，当年春天接受游泳池疗法治疗的时候，特里茨“非常迷惑和紧张”。记录显示，医生命令他再接受30轮高压喷水治疗，以“激励”他到游戏室活动。

1955年再次尝试居家养病，结果因为他突然发作并口吐白沫而结束。医生还是将此归因于脑叶白质切除术。
1956年的最后一次居家养病尝试效果好一些。他晚上和父母一起打牌，但在开车去城里时，他拒绝下车。一位退伍军人管理局社工报告说，父母“相信他是害怕被迫回到医院”。
1957年3月30日，在特里茨住院2,272天之后，退伍军人医院正式准许他出院。
1958年母亲去世后，特里茨和父亲住在一起。父亲越来越担心儿子的精神病症状和他脑子里的声音再次出现。父亲对退伍军人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告诉他要用哪一个电烤炉，“他们”不让他去某个商店买套鞋。特里茨强迫父亲腾空内衣抽屉，以证明他没有穿儿子的一条内裤。
1960年，特里茨的父亲被诊出肺结核，入住了一家疗养院。妹妹把他送回托马退伍军人医院，第二年大部分时间他都在那里度过。
阿尔伯特·特里茨在自己的病床上给退伍军人医院一位社工写信说：“他对很多日常活动都没有兴趣。在我、我们周围的邻居和朋友看来，很显然罗曼绝对是陷入了他自己的世界里面，我也不知道怎样想办法让他走出来。”

60年代初期，退伍军人管理局把特里茨交给农场的家属和宾馆运营商照看。他做了些粗木工活,打扫粮仓，并帮忙挤奶。1962年病情再次发作，所以不得驾驶拖拉机。
1963年，他搬到拉克罗斯，去一所技校读书。一位医生写道：“他说他比一年前更加自信一些。”退伍军人管理局的记录显示，因为他的疾病发作史，人们起初拒绝聘用他。但特里茨最终在机械厂找到了切割飞机和管道零件的工作。最开始一个星期的工资是70美元。
他的症状消退了，后面几十年都没有出现。由于他老怀疑政府有阴谋，并觉得脑子里被放进了磁铁，他逐步与家人疏远，对朋友产生警惕。
30多年里，他一直在拉克罗斯餐馆“King Street Kitchen”独自一人吃饭，一天两顿。常客开玩笑说，他们都是在他10点30分前来吃早饭的时候对表。他一般吃火腿芝士蛋卷、炸薯饼和两条培根，很少跟其他顾客讲话。由于特里茨的自我封闭是如此彻底，他都不知道餐馆里的另外一位常客也是二战期间的B-17机组成员。
他不肯用电话，所以外地亲属在可以过来的时候就过来，并打电话给餐馆看他是不是会过来吃饭。
特里茨解释说：“我必须到这里来吃，因为如果不过来吃的话，我就会向该死的联邦调查局投降。”

特里茨相信他曾在外交使团和特勤局(Secret Service)工作；联邦调查局破坏了他的两段婚姻（亲属们肯定地说他从未结婚）；他见过乌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他还说他曾参加越战，但他似乎也知道自己是在记忆与幻觉之间的一个模糊地带游走。他说：“我老是做着开B-52的梦，突然之间又从家里的床上醒来。”
他说，罗曼·特里茨有好几个，他并不是其中之一。他相信自己出生在英国，后来被联邦调查局拐骗到美国，被特里茨家强制收养。
当问到脑叶白质切除术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什么影响时，特里茨便在他头脑中的死胡同里转来转去：“我在飞行期间头部受了重伤，这事被雪藏了，就像从未发生过一样。现在我是一种迷惑不解之类的感觉，差不多也就只能说这些。我不知道。”
与此同时，他依靠社会保障福利和做机械工时存下的年金过着独立的生活。不想走路去餐馆时，他就开那辆蓝色的克莱斯勒。
特里茨租住的单间公寓空气污浊，曾经粉刷成米色的墙壁已经污秽不堪。屋内有一张没有床头板的单人床，一排装满了工具的铝盘，一个装满了箱子的衣柜。箱子里装着兵役记录、退伍军人管理局来信，还有一个礼盒，放着他带有四个橡叶徽的飞行勋章(Air Medal)——每一片橡叶徽代表六次作战任务。
今年夏季，退伍军人医院医生劝说特里茨做手术来治疗肠道疾病。几个月以来他都不肯。他不想让退伍军人医院的医生拿着刀子走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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