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曾为2000余二战退伍士兵做脑叶白质切除手术 后遗症致病人痴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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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华尔街日报》发掘出一批被人遗忘的文件，显示在二战期间和战争结束之后，美国政府对2000余名患有精神疾病的退伍军人实施了脑叶白质切除术。1930年代到1950年代，脑叶白质切除术曾被认为是一种针对精神病的特效疗法，但可能给患者留下痴呆、弱智等后遗症，《飞越疯人院》、《1984》等文艺作品则将其描述成使人丧失反抗意识的手术。

《华尔街日报》披露，这些手术并非都得到了患者的同意，一些患者术后变成了无法照料自己的老小孩，很多人饱受疾病发作、健忘症和运动技能丧失之苦。有些人直接死于手术。该报评论称，这一事实“颠覆了一个人们深信不疑的战后美国神话：归来的军人放下钢枪，脱下制服，坚忍不拔地迈进了乐观向上的50年代”。

以下为《华尔街日报》报道（作者 Michael M. Phillips）
岁月和错觉，模糊了罗曼·特里茨(Roman Tritz)过去60年的记忆。但有一件事情他记得清清楚楚，那就是护工来找他的那天，他跟人打了一架。
曾在二战期间开轰炸机的特里茨说：“他们想出了给我做脑叶白质切除术的主意。让他们见鬼去吧。”

参战前的特里茨（图片来源 Dorothea Tritz）
特里茨回忆，退伍军人医院的护工把他按倒在地上，他奋力反击，最后迫使他们放弃。但在1953年7月1日，离他30岁生日还有几个星期的时候，护工又朝他冲了过来。

这一次，医生如愿以偿。
《华尔街日报》发掘出一批被人遗忘的备忘录、信件和政府报告，显示在二战期间和战争结束之后，美国政府对2,000名左右患有精神疾病的退伍军人——可能还有另外几百人——实施了脑叶白质切除术。退伍军人管理局（Veterans Administration）饱受那些在北非、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受到心理创伤的退役军人困扰，对被诊断为抑郁、精神错乱和精神分裂的老兵实施了这种改变大脑的手术，偶尔也对被定性为同性恋的人实施这种手术。
退伍军人医院的医生认为，他们在采用脑叶白质切除术的时候是谨慎的。但因为急于寻找有效的精神病治疗办法，从俄勒冈到马萨诸塞，从亚拉巴马到南达科他，他们在全国各地的退伍军人医院都实施了这种手术。
本文系首次深入报道退伍军人管理局的这种做法。有些情况下，这种手术减轻了心魔对退伍军人的折磨。但这种手术往往留下后遗症，就是让他们变成了无法照料自己的老小孩。很多人饱受疾病发作、健忘症和运动技能丧失之苦。有些人直接死于手术。
现年90岁的特里茨是几位仍然在世、可以描述那段经历的人之一。他的前额两侧是两道浅浅的伤疤，中间是稀疏的白发。他揉着伤疤说：“这里不太舒服。”
在脑叶白质切除术中，医生切断被认为控制情绪的脑部区域之间的联系。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医学界知道退伍军人管理局采用这种手术的事情，医学教科书也时有提及。但这种做法从未广泛宣传，很久以前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就连退伍军人事务部（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译注：由退伍军人管理局演变而成）也说，它所掌握的记录都没有详细介绍其脑叶白质切除术项目的设立和范围问题。

最近被告知这一项目时，退伍军人事务部发来书面回复说：“20世纪40年代末直至50年代，退伍军人管理局与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医生对脑叶白质切除术的作用展开了辩论。这项手术被适用于病情严重、用其他治疗方案都没有好转的病人。没过几年，随着更安全、更有效的治疗方案被开发出来，退伍军人管理局内部以及整个美国都不做这种手术了。”
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里已经发霉的文件显示，退伍军人医院的医生在诉诸脑科手术的时候，面临着一个直到今天整个美国都很关心的棘手问题：怎样最好地处理战场归来军人的心理危机？
《华尔街日报》发掘的退伍军人文件显示，从1947年4月1日到1950年9月30日，退伍军人管理局系统的医生在50家获准实施脑叶白质切除术的医院对1,464名老兵实施了这项手术。其中22家医院的很多病历还列出了这段时期之外实施的另外466次脑叶白质切除术。如此计算，记录在案的手术便有1,930次。从档案中的数据差异来看，其他的退伍军人机构可能也实施了另外数百起手术。绝大多数病人都是男性，但也有一些女性退伍军人接受了脑叶白质切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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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中期，第一种重要的抗精神病药物氯丙嗪上市，在精神健康领域掀起了革命，脑叶白质切除术随之逐渐弃用。
被人遗忘的脑叶白质切除术文件、兵役记录以及《华尔街日报》对退伍军人亲属的采访，揭示了一个个严重偏离正轨的人生的细节。乔·布若扎(Joe Brzoza)在意大利安齐奥海滩上的密集炮火中生存下来，四年后被实施脑叶白质切除术，余生都在退伍军人医院的精神病房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度日。尤金·凯努莱宁(Eugene Kainulainen)在北非战役中崩溃，军方将其部分归因于他童年时期爱“突然发脾气、挑食”等方面的问题。梅尔伯特·彼得斯(Melbert Peters)曾是轰炸机机组成员，做过两次脑叶白质切除术，其中一次极有可能是用一个锥子一样的仪器插入眼眶完成的。
还有特里茨。他是威斯康星州一位奶农的儿子，曾34次驾驶B-17“空中堡垒”(Flying Fortress)飞越德国以及纳粹占领下的欧洲执行作战任务。

特里茨说：“在我看来，他们只想捣毁我的脑袋。就有人想这么干。”
退伍军人管理局的文件颠覆了一个人们深信不疑的战后美国神话：归来的军人放下钢枪，脱下制服，坚忍不拔地迈进了乐观向上的50年代。特里茨以及同命运的精神病老兵所经历的挣扎，除了仍然经受着手术后遗症伤痛的家人以外，几乎无人知晓。
特里茨对他人生经历的描述有时候并不可靠。他称自己有“精神伤”，但没有“精神病”。几十年来，他总是陷入各种错觉，以及有关政府阴谋的偏执看法。
但他对自己的从军经历和接受脑叶白质切除术的事情却讲得很清楚。官方记录，以及本报对其家人、历史学家和一位空军同僚的采访，都证实了他的很大一部分说法。
特里茨的从军生涯与他的精神疾病之间无法建立直接关联。但档案显示他以良好的状态走上战场，经历了空战——梅赛施密特战斗机和防空炮火——带来的无情精神压力，回到家乡的时候，被脑子里想象出来的说话声音无情地喧扰。
特里茨在威斯康星州托马的退伍军人医院住院八年，期间接受了28轮电击治疗。这是一种常见的治疗方法，有时候会引起严重到导致病人骨折的剧烈抽搐。病历显示特里茨还接受了退伍军人医院的另一种常规治疗：胰岛素诱使的暂时性昏迷。这在当时被认为会减轻病情。

档案显示，为刺激病人的神经，医院工作人员常常向退伍军人交替喷射高压冷热水柱。特里茨的病历显示，他接受了66次名叫“冷热交替直喷浴”(Scotch Douche)和“针浴”(Needle Shower)的高压水柱喷射。
当其他一切都不管用的时候，就有了脑叶白质切除术。
现年89岁的二战老兵、精神病医生埃利奥特·华伦斯坦(Elliot Valenstein)曾于50年代初期在堪萨斯州托皮卡的退伍军人医院工作。他说：“你会忍不住觉得当时的医学界无能为力。”他想起病房里全是饱受噩梦、幻觉重现困扰的军人。他说，医生们“很容易什么东西都去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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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袭
特里茨1923年生于威斯康星州的波蒂奇，父亲阿尔伯特·特里茨(Albert Tritz)和母亲安娜·特里茨(Anna Tritz)家教甚严。七个姐妹中，有两个被允许读完高中，但三个活到成年的儿子（另一个早夭）读完八年级就要辍学，帮忙打理家里的农场。
现年83岁的多罗西娅·特里茨(Dorothea Tritz)在旁边的农场长大，后来嫁给了特里茨的弟弟。她说：“当爹的就是老板。”据多罗西娅说，阿尔伯特的信条就是：“如果你辛苦劳动，有一个强壮的脊背，那么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办到。”

亲戚说，罗曼的性格温和而安静。现在那双潮湿、惊恐的蓝眼睛在当时充满了热情和笑意。他玩尤克牌，鼓捣发动机。
离开学校之后，他帮助父亲照料奶牛。但他的梦想是开飞机，于是加入了当时的“陆军空战部队”(Army Air Forces)。
陆军训练他驾驶装满机枪的四引擎轰炸机B-17空中堡垒。1944年秋，他乘船前往英国，加入对欧洲大陆发动白昼突袭的452轰炸集团728中队。特里茨有时候会跟随遍布天空、像大群鹅迁徙一样的庞大B-17编队飞行。
之前的二战飞行员要执行25次飞行任务才能拿到回家的船票。到特里茨抵达的时候，这个条件提高到35次。机组人员纷纷阵亡或被俘：执行250次任务之后，452轰炸集团损失了110架飞机。
战争结束后，特里茨对弟媳多罗西娅说，他总是环视营房，心里想着第二天晚上谁还会睡在营房里。特里茨回忆说：“每一次出发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特里茨在空袭中九死一生的经历在他的家乡威斯康星州成为头条新闻。（图片来源 Larry Tritz）
他记得，有一次执行任务时，防空炮火击中驾驶舱，一块金属碎片打进他的头盔，导致他颅骨骨折，不省人事。这件事虽然在他的记忆中清清楚楚，却没有出现在他的兵役记录中。兵役记录没有战伤报告。但他对其他空袭行动的回忆与兵役记录和另一位机组成员的描述吻合。
美国空军先进空天研究学院(U.S. Air Force School of Advanced Air and Space Studies)军事史学家理查德·马勒(Richard Muller)说，1945年1月17日，728中队被派去轰炸德国汉堡的U型潜水艇掩体。那天特里茨作为副驾驶开了一架名叫“Puddin's Pride”的飞机，机头画着一名投弹手的妻子穿着高跟鞋和泳衣、带着挑逗意味地半躺着的性感画像。
机群飞入防空炮火形成的充满榴散弹的黑云中。就在潜艇掩体的正上方，“Puddin's Pride”遭遇湍流，翻向一侧，下降了2,000英尺（约610米）之后特里茨和主驾驶才把它稳定下来。军方向特里茨老家的《波蒂奇每日记事与民主党人报》(Portage Daily Register and Democrat)发去新闻稿，详细描述他所遇到的险情。
当天操作顶部炮塔的是现年91岁的戈登·斯科代尔(Gordon Skordahl)。他说：“最恐怖的时刻是战机满载着炸弹侧翻，几乎让我慌了神。”
1945年4月7日，特里茨所在的中队轰炸了卡尔滕基兴的一处机场建筑群，那里停放着德国人希望借以扭转颓运的新式喷气式战斗机。为了精确轰炸，B-17轰炸机以18,000英尺（约5,500米）的高度飞行，而不是平时的27,500英尺（约8,400米），所以很容易遭到反击。

德国战斗机朝着轰炸机蜂拥而来，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对任何无法击落的飞机加以撞击。袭击持续了40分钟，直到轰炸机向英国返航。
往回飞的时候，特里茨觉得自己远离了危险。突然他看到一架德国战斗机撞上附近一架B-17轰炸机并将其尾部撞断。他眼看着一位美国机组成员从缺口处掉出来，然后无影无踪。
特里茨回忆说：“那种情景会给你无法忍受的感觉。”据马勒教授说，多起报告反映当天有美国飞行员因为德国的自杀式袭击从天上掉下来。
兵役记录显示，中队的38架飞机当中有四架坠落，另外还有13架在战斗中受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Dwight Eisenhower)签发嘉奖令，表彰这支部队在“持续、猛烈和疯狂的进攻”面前“坚定不移地忠于职守”。
在1945年4月19日执行最后一次空袭行动之后，特里茨回到波蒂奇，找到了组装活动房屋的工作。军医用一纸健康证明书让他出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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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的时候，美国军方以为它知道怎样防止曾在一战期间摧残作战人员的精神问题。它开始在准新兵当中筛查精神问题迹象，最终以此为依据拒绝180万名美国男子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但军方和退伍军人管理局很快发现下属医院人满为患。1955年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一项研究发现，仅二战期间就有120万名现役军人因为精神和神经损伤在军医院住院，相比之下因为战伤入院的人数只有68万。

1942年沃尔特弗里曼(右)和华特斯共同施行了一次前额叶切断手术。（图片来源 Special Collections Research Center,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因为急着为病情最严重的病人（包括一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一战老兵）寻找有效治疗方案，退伍军人管理局开始接纳脑叶白质切除术。当时，数万例脑叶白质切除术正在非军事医院实施。这股浪潮是在脑叶白质切除术最热切的两个推动者——神经科医生沃尔特·弗里曼(Walter Freeman)和神经外科医生詹姆斯·华特斯(James Watts)的——的启发下掀起来的。
1943年7月，退伍军人管理局助理局长乔治·艾姆斯(George Ijams)致信局长，力劝该局批准脑白叶质切除术。他写道：“在实际运用中，我们发现这项手术具有消除恐惧、焦虑、抑郁及含有明显情绪成分的强迫症等方面的价值。”

不到一个月，退伍军人管理局总部即确定了指导方针。它命令医生将脑叶白质切除术限定于“电击治疗和其他治疗方案都不起作用”的病例，并获得病人近亲属的许可。
40年代末50年代初不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这个概念要到越南战争之后才流行起来。当时的用词叫“炮弹休克”或“战斗疲劳”。但上面提到的前退伍军人医院精神科医生华伦斯坦说，很多脑叶白质切除术病人表现出的症状现在可能会被归为创伤后应激障碍。
现年90岁的精神病学家麦克斯·芬克(Max Fink)曾在40年代中期负责肯塔基某陆军医院的一间病房。他说：“现实地回过头去看的话，重要的不是诊断结论，而是病人的行为。”他说，通过其他任何技术都无法控制的老兵有时候会被送去做脑叶白质切除术。
芬克说：“我当时觉得我们所知道的情况还不足以决定是否让人接受脑叶白质切除术。只是我们没有其他任何办法来治他们的病。”
在标准脑叶白质切除术中，医生撑开额头上的皮肤，在颅骨上打出两个洞，然后插入一个回转刀具或压舌板一样的手术刀，切断额头背后的额叶前部与大脑其他部分之间的通路。在执业医生看来，这些纤维会促进过度的、强迫性的情绪。
推广脑叶白质切除术的神经科医生弗里曼还率先使用了一种争议性更大的技术。根据这项技术，他将碎冰锥敲入上眼睑，穿过薄弱的眼眶骨进入大脑。他是通过旋转锥子来打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