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日军在内蒙施放鼠疫 染病者被鬼子剖腹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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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42年发生在白音布统的鼠疫，与侵华日军的关系，笔者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政协文史委的帮助下，先后到阿旗、右旗、左旗、敖汉、乌丹、赤峰等地，走访和电话采访了亲历者与知情者60多人，较重要的有吴景文（81岁）、魏连春（81岁）、陈希镇（84岁）、李宝昌（87岁）、刘桂云（75 岁）、吴文彬（83岁）、魏景芝（76岁）、王维翰（81岁）、孙玉芳（74岁）、郭长海（68岁）、赵国盛（81岁）等，力求真实客观地记述这段历史。
一、白音布统城的由来及其机构设置
白音布统建国前隶属巴林右旗（现隶属阿鲁科尔沁旗），1934年巴林王（扎噶尔）在这里设特区，派李振源到白音布统主管该地区的开发建设和管理，该城是在凌源县县长陆喜廷、围场县县长的哥哥潘惠廷、股东王玉廷等人的土地上建起来的。曾叫过“新安镇”，后又恢复原名白音布统城，城有4个门，4个角楼即炮楼，城墙高7—8尺，城中是十字街，建成后来自凌源、围场、赤峰、乌丹、大板等地客商设的店铺有40多家。这里税赋低，商品价便宜，逢农历三、六、九集，吸来周边众多购货者，成为天山、天鲁、大板等地区小有名气的小商品集散地和农畜土特产品收购地，有“小巴林”之美称。
白音布统城，面积不大，但人口密集，有二三．百户人家。店铺众多，名气较大的有：德厚昌商号（大东家徐爱武，掌柜的有乌丹人马华廷、赵玉峰，赤峰人刘汇东，学徒伙计吴景文、吕志，厨师王哲兴等），同兴隆烧锅（东家王玉廷），意和祥商号（陈希林、陈希镇兄弟俩开的），李记皮铺（乌丹李彬在此设的分号，掌柜的是陈维），庆新城商号，天居祥杂货店，和记商号（河北省饶阳县的李泽思、李宝昌兄弟俩开的）和李茂春皮铺（魏连春曾在此学徒）等。
城内机构设置有：村公所、警察署、财税所、特务股、兴农合作社。另有一座学校。
李振源任白音布统区的区官，管辖范围有：白音布统、马宗山、敖汉营子、沙日呼、查布嘎、大河沿、河东等区村。
主管此地事务的，实际是日本人田中和佐德木等人。这里虽然偏僻，但日伪的交通通信很便利，邻近的天山、大板、开鲁、乌丹、赤峰都设有小型飞机场。日伪特机关有无线电收发报机，交通工具有马匹、大车和汽车。这里的机构基本按旗县级设置。但旗县没有设的，这里也设了，如特务股。特务机构表面是蒙古人，实际是不露身份的日本人把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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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祸从天降
1942年7月的一天下午，白音布统各店铺将要收摊。德厚昌商号五六位店员和掌柜的正在院中围桌而坐，等着吃晚饭，突然空中有响动，吴景文、赵玉峰、吕志、王哲兴等人不约而同朝空中望去，“一个燃烧着的弹壳从他们的头上滑过，弹壳后面有一团黄黑等颜色的物体从天而降，而这个弹壳离地面只有四五十米高，向城东北方向落下并自毁。街上很多人都看到了它，但当时都没在意，也没当回事”。
7天后，大街小巷死鼠多起来，而且房内外有大量的跳蚤，和记商号李宝昌讲述：“那时，屋里地上、墙上和街面上都有大量的跳蚤，特别是鼠洞周围厚厚一层跳蚤，这些跳蚤是黄棕色的，而本地跳蚤是黑色的。”陈维皮铺的几个伙计发烧，不多时就死去了，其他店铺和百姓家也报出噩耗，当时人们不知传染了什么病，惊恐万分，叫声昼夜不停。李振源找警察署，警察找日本参事官，可日本人却早早地逃到距白音布统4公里以外的敖汉营子村避起来。李振源通过各种方式向大板、开鲁、兴安省报告，几天过后没结果，他又通过关系向扎噶尔王报告。人死得一天比一天多，日伪特人员远离疫区，坐视不管。半个月后，由新京（长春）等地派来了100名警察，一支日本防疫特别小分队也开到这里，他们穿着白衣、白裤，头扣白色连衣帽，脚蹬高筒大水靴，并戴着防疫镜。队长叫小野四秀夫，年龄30多岁；副手是玉初美容。人们以为来了治病除疫的救星。可实际，残景更为可怕。
大批日伪特来后，首先把城封死，4个城门和十字街中间，搭起不挨墙地的木头柳席做的，岗哨（十字街是观察哨），四外围上了警察，除日伪特人员外，其他人都不许出入，违者就地枪杀。有几个有钱的人和外地进来购物送东西的人，怕染上疫病死到这里，纷纷跃墙而逃，都被警察打死了。
封锁白音布统后，警察署由鲍金财、百岁、吴小个子、浩楼、雷会田等接管，防疫由日本人小野四秀夫、玉初美容操纵。在学校设健康所一处，在兴农合作社设隔离所一处、治疗所一处。还有一处实验室。设在离白音布统4公里以外的敖汉营子附近的西山脚下，看上去为百姓着想，实际成了日军摧残中国百姓的实验基地。
在城里和周边的人，日伪特既不提供防疫方法，有病也不治，只是每天挨户查三遍户口，凡是发烧38℃以上的人就抓走。从隔离所死里逃生的刘桂云说：“ 那时我14岁，给人家当童养媳。鼠疫来时，一不小心收拾屋子摔倒了，日本人把我当成疫病抓到隔离所，这里有十多间房子，凡是进来的人，不给水喝；不给饭吃，都被日伪特逼着扒掉所有衣服，不扒就拳打脚踢，鞭子抽。随后不分男女老少，排成两溜，日军和警察给人从头到脚浇冷水，喷所谓的消毒水。有不少没染上瘟疫的人，因冷水激，一冷一热感冒后很快传染上疫病死去。这里天天死人，我们就在可怕的死人堆里挣扎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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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残害百姓
    日本人来了后，所设的治疗所实际是观察鼠疫菌效果的剖腹实验所。陈希镇讲述：“有一位在乌丹开肉铺的老板的儿子，来自音布统在我父亲开的皮匠铺学徒，那年他才19岁，身体非常棒，但鼠疫传染了他，被日本防疫队抓到治疗所第一个给剖了腹……”魏连春讲述：“街上有一个姓迟的小名叫‘帮子’的小伙子，也染上了病菌，但没死，日本人不给治，拖到治疗所捆在手术台上，就给剖腹了……”小野四秀夫等人把许多活着的人，剖开肚子，取出心脏，放在玻璃瓶中，然后把玻璃瓶装在铁盒中，铁盒放在一个装水的盒子里，迅速送到了石井部队。实际是分析他们施放疫菌的效果。进入实战后，有哪些可改进完善的地方，并留作细菌标本或做细菌培养基用。
    日本防疫队和警察采取封户集中隔离的办法，无论病否，只要他们认为有病的，就统统赶到学校或兴农合作社集中起来，加以迫害摧残。进到隔离所的百姓，先是被扒光衣服，然后往身上浇水喷药。日伪特人员把衣服集中起来，说是热蒸消毒。有很多人把金银首饰、钱财等贵重东西带在身上以防丢失或备急用，警察借蒸衣服之机，把贵重的东西和钱财都揣进自己的腰包，人们稍有反抗就是一顿恶打。有的被打得皮开肉绽，伤口很快感染，不长时间就死了。有的一家人全被赶到隔离所，家里没人往隔离所送饭、送水，眼睁睁在这里饿死或渴死。有的家有人送饭，但必须给看守送礼，才让你把饭送到家人手中，否则，以相互感染为名，不让进去，家人只好等死。有的忍受不了天天被扒光衣服浇冷水的折磨，趁天黑逃了出去，但多数被警察抓住，有的当场打死，有的回到隔离所，没几天就死了。没跑的人，病一天天重起来，就被日伪打上催死针，不一会儿就没了气。据那时在隔离所专拉死人的翟凤鸣介绍：自日本兵警察团来后，我每天天黑时，到隔离所往外拉死人，这里一天少的拉三五个人，多的拉出十七八个人，往白音布统北（现红星村北）的大坑里一扔。每天都得挖长七八尺、深十来尺的大坑，一天不论死多少人都扔在一个坑里。为了日后辨认，每个死者都插上一个小棒做记号。死者有的裹着衣服，有的光着身子，有的睁着眼，有的咧着嘴，什么样的痛苦面孔都有。而最可怕的是被日本人剖了腹的那些死人。
    在鼠疫菌肆虐下，日伪特不但任其发展，而且想方设法抓捕少妇和十八九岁的姑娘，以逞淫威。他们见到漂亮的姑娘和少妇就以染上鼠疫为借口抓到隔离所，扒光衣服“净身”，往身上喷洒“消毒水”，然后在身上乱摸；有的不明不白地被捉走，从此再也没回来。有的女人被拉出去，他们发完兽性，就像死人一样拖了回来。城里有一个开肉杠（就是肉铺）业主的妻子30岁左右，皮肤白晰，体态丰满，外号叫“小白猪”，被拉到隔离所让她脱光衣服；当时她只是把外衣裤脱掉，裤衩没脱，日伪特人员就拽裤衩，她不从，一个叫百岁的警察上去就拳打脚踢，把裤衩撕开。在场的日本人一阵阵狂笑，一示意，警察把她拉到配水配药室。她遭到了日特骨干和两名警察的轮奸，不久含恨死去。百岁、浩楼等警察利用防疫的机会，糟蹋了许多良家妇女。鼠疫没结束，他们也染上了疫菌而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