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刚忆军旅：青春岁月别样情

老兵

若你没当过兵，那份对军装的依恋，你自然无从体会；倘若你当过兵，而且是一个有着长年军龄的军人，那份感情你真的能忘怀吗？

那段时间里，不知怎么了，和人谈起往事，总好说：“我当了26年兵啊。整整26年哪！”——简直成了口头禅了。

一次与一位挚友聊军旅经历，这口头禅又脱口而出。他立即伸出一只手，食指中指无名指弯向掌心，大小拇指分向两边。那意思就是：我都听了六遍了。

我一脸尴尬。

然而，有些事虽已日渐久远，但却总不能忘怀。只要受到什么诱发，它就清晰地呈现在眼前。只要有相关的新闻事件，积雪的山川，蔚蓝的海疆，绵亘千里的边防线一下子就又栩栩如生地涌现在我眼前……

送妹妹当兵，把自己也送去了

1969年年底，整整下乡了一年，正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苦闷徘徊的我，竟然喜从天降——我当兵了！

其实，本没我什么事儿，我是送我妹妹王静当兵，没想到把自己也“送”进去了。

66267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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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

记得那年的12月28日，我妈几经辗转把电话打到了我所在的生产队的队部。我妈说，她和爸爸要去“五七”干校了。他们老了，无所谓。只是妹妹太小，舍不得让她遭那份儿罪。前几天省军区招文艺兵，妹妹初试过关。现盼我回城，全家团聚一下，然后就各奔东西。

当晚，我步行20多华里，赶回家中。

次日，陪14岁的妹妹去参加复试。

妹妹进了考场，我在走廊里等着。

听妹妹在里边唱毛主席的《沁园春•雪》。那“万里雪飘”的“万”字拉得老长老长，声音又高又亮。后来听妹妹讲，那叫“High C”（高音C）。

再往下，听里边好像是在问答，但听不大清。

门开了，一个年轻的干事将我唤了进去。

一个长得很文气的中年军官问我：“听你妹妹讲，她的文艺才能是受你的影响。你会朗诵，也会唱歌，能不能让我们听听？”

于是，我朗诵了一首陈然的“囚歌”，唱了一段“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接下来则是几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对话。

“想当兵吗？”军官是个痛快人，边拿出志愿表边问。

在当时的历史社会条件下，“当兵”被看做摆脱实质上的失业状态的光辉出路，且是实现人生命运转折的理想“职业”。

“跟我妹妹一块吗？”我还有点“托大”。后来想想，我真是不懂事儿。要换了别人，早就开始响亮表态了。

“能啊。”

“好，我想当兵。”

命运在短短的时间里又一次被改写，短得连回一趟插队的地方都来不及。那天兄妹俩一起穿上军装坐电车回了家，父母亲也高兴坏了。

我当兵了。就这么简单，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不是吗？

刚进新兵连头一天就挨了罚

虽然我当的是文艺兵，可也得和义务兵一样，先到新兵连参加训练。

说来现在还觉得脸上发烧，刚进新兵连头一天就挨了罚，原因是“抢饭吃”。

新兵连编制人数往往超出正规连队一倍还多。我们六七个长春兵，加上吉林怀德和山东某县的农村兵，共有260多兵员。

比“开坦克”更令我兴奋的是，新兵连的头一顿饭竟是大米饭！

老兵

当饭车还没推到我们这一桌时，我和几个长春兵，早已按捺不住，冲上前去，拨开众人，每人盛了一大海碗，干脆围着饭车不动地方，往嘴里划拉。顷刻之间，一粒儿不剩，又转头盛了一大碗。饭车空了。

许多山东兵拿着个空碗呆在那里，不敢闯过我们几个围着饭车的“人墙”。

新兵连长过来了，诧异地问：“干吗愣着？吃啊！”

一个山东兵撇着怪腔说：“饭，没（读mu）啦……”

兀自埋头大嚼的我，耳边响起连长炸雷一般的喊声：“立正——”

哐当！我手中的碗掉到地上碎了，撒了一地的大米饭。我心说：“好可惜呀！”

连长继续下达命令：“齐步走——”

我先迈左脚，很规范地向前走去。

连长没喊“立定”，我一直走到了门外。

“立——定！”

我站在了雪地上。

连长转头又进了饭堂，再不出来了。

好家伙，我这一站可就是一个小时。哈哈冻僵的双手，摸摸滚圆的肚子，心说：“值！”

没想到，等分到正规连队——哲里木军分区警通连，我又由“抢饭吃”到怕吃饭了。因为这个刘连长“直肠子”，吃饭像往嘴里倒饭——《西游记》里的话：“这位老爷的嗓子磨砖砌的”。

连长身先士卒，十分钟吃完。他放下碗，我们也得撂筷。那叫战备观念强。

尽管如此，吃得快，总比没饭吃强。过些日子，也就习惯了。

夜晚的畅想与牵绊

我钟情于夜班岗，特别是“倒二班岗”，即天亮前的那一班。

凡当兵站过岗的都有体会：这是最难熬的一班岗，因为按正常人的生物钟，这本该是睡眠最香最沉的时候；若赶上冬天，这也正是我们东北人称作“鬼龇牙”的时候。“鬼”尚且冻得“龇牙”，何况有血有肉之人?

可我偏爱站这班岗。从接班到交班，一共是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这是难得属于我自己的时间。我可以戴上我“久违”了一个白天的眼镜，恰如镜头对焦，转瞬之间，周围的一切由虚到实，由远及近，那感觉是成天看得清清楚楚的人永远不会有的。

抬头看：或满天星，或云遮月，任我纵情遐想。

老兵

直到近处家属院婴儿的夜啼，或远处粮仓里的几声狗吠，才把我的遐思由天上扯回地上。

最难忘的是1970年早春的一天，我们班奉命去看守分区农场的冬小麦。

好大一片麦田啊，真的是一眼望不到边。

地多兵少，十垧地配一个流动哨。

班长谆谆叮嘱：除了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家畜野兽啃食麦苗之外，每个流动哨也要互相监督，千万不能将站岗变成坐岗。

我黄昏上岗，“流动”了不到一个钟头，天全然黑了下来。远处几个刚才还依稀可辨的战友，此刻已消失在夜幕之中。

“嘿——”我喊了一嗓子。

“嘿——”有人应声儿，足见战友平安无事。

在一个武装集团里，一个人再有个性，也终究是这个集团里的一员。你是拿着枪的，周围战友也都是拿着枪的。战士之间有一华里的距离，又冷，草原上还有狼，一个人，能不害怕吗?战士一会儿喊一声：“哎，大李?”这面应着：“哎，王刚。”这就放心踏实了，黑天了，战友还在。

所以我特别理解：当你的战友牺牲了，那种对敌人的仇恨，再懦弱的人到那节骨眼儿上也变得无畏了。作为生命个体，战友之间的互相依赖和那种高度默契，才是最权威的“集结号”。

这种感受刻骨铭心，穿透岁月。

昔日无衣，与子同袍

在东北边哨层层叠叠的印象中，有两个人，一个是姓金的司机，一个是俄文翻译，姓王，至今想起，都会让我百感交集。

我至今还记得小金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