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兵网精选故事：西藏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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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怎么也逃不开这个可是，我多想永远都不说这个可是——任致逊到亚东没多久，就壮烈牺牲了：一发炮弹直落他所在的指挥所，他被击中腰部，当场牺牲。与他一起工作的另两个同学，一个也牺牲了，还有一个重伤。
上级将这一噩耗告诉马景然时，怎么也不忍心说任致逊已经牺牲，只说负了重伤，正在抢救。马景然焦急万分，恨不能立即飞到任致逊的身边去。六年了，他们等了六年了。无论如何艰苦，无论如何困难，他们都一直在一起。这回仅仅分开几天，他就出了意外!她真后悔没跟他一起去，她想如果她在他身边，也许他就不会出意外了……他要不在了，她怎么活?她不如随他而去……他们约好了战后就结婚的啊。
部队马上派了辆车，送马景然去亚东。车是个老式的苏联嘎斯车，那个时候哪有什么像样的车啊。一个干事陪着她，急急地上了路。走的，就是我们今天这条道，从拉萨出发，过羊八井，再翻越雪古拉山，然后下山，然后就到了这个叫大竹卡的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叫大竹卡的地方，他们的车翻了!马景然因为一路悲伤哭泣，完全没注意到车子发生意外，她坐在后面，却一头栽到前面，额头撞在铁支架上，血流如注，当场牺牲。
她真的就随他而去了，那么急，那么不由分说。好像任致逊在那边喊她一样，她连“嗳”一声都顾不上，就奔了过去。
我听到这里时，惊得目瞪口呆。心痛，心疼，不已。
惟一能够安慰的是，马景然到死，也不知道任致逊已经牺牲，而任致逊牺牲时，也不知道马景然离开了人世。在他们彼此的心里，他们都活着。他们只是不约而同地一起走了，共赴黄泉，去那里活，去那里相爱。也许在他们很少很少的情话中，有那么一句：至死不分离。如果还有一句就是：永不失约。
马景然和任致逊，牺牲后双双被追认为烈士，一起安葬在了日喀则的烈士陵园。
他们终于在一起了。
他们知道他们在一起了吗?
在马景然的200个男同学里，有一个，就是我认识的王将军，是他将这个故事讲给我听的。他讲的时候很激动，一再说，这才是真正的爱情，这才是我们西藏军人的爱情。
我也很激动，心像被一把刀铰着，因疼痛而无言。
王将军曾在日喀则军分区当了五年的政委，每一年，他都要去为他们二人扫墓。每次扫墓，他都会生出一个强烈的心愿：如果能把两人的灵丘合葬在一起该多好。他们那么相爱，那么想在一起，生不能如愿，死后也该让他们如愿啊。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王将军说，他的心愿一直没能实现。他只是将二人的陵墓进行了修缮。、
王将军的心愿也成了我的心愿。我把这个惨烈的爱情故事，讲给了C大校听，同时还把王将军的心愿一起告诉了他。我说，真的，如果能将他们二人合葬。该多好。不但可以安慰他们的在天之灵，还可以让这个爱情故事永远传下去。
C大校沉吟片刻，说，我来试试看。
他又把这个故事，讲给现任日喀则司令的X大校听。X大校也被感动了，说，我来办。
我满怀期待地等着。可以说，我是为自己在期待，期待自己被这个爱情故事灼伤的心，能够得到抚慰。我还想，下次去日喀则，一定要去烈土陵园，一定要去祭扫他们的陵墓。
一周后，我等到了回复。出乎我的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
我将日喀则民政局的信抄录在这里：
日喀则地区烈士陵园现葬有1967年10月在亚东炮战中牺牲的革命烈士任致逊和其在同一部队服役的女友马景然(在大竹卡翻车事故中牺牲)的两位灵丘。根据其战友意愿，现要求将两人灵丘合葬在一起。经我局了解，合葬一事既不符合国家规定，同时又将违背当地的民族风俗。故不适宜掘墓合葬。
特此证明
日喀则地区民政局
2005年7月22日
除了两封回复的信，还有两张照片，即两位烈士的陵墓的照片。看得出陵墓的确修缮过，但也看得出，两座陵墓不在一起。也许当时安葬的时候，人们不知道他们是恋人?或许知道，但不允许在烈士陵园体现儿女私情?
无论怎样，民政局的同志是对的。我把结果告诉了王将军，他也这样说。仔细想想，我们提出的要求的确不妥。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了。而且那是烈土陵园，不是其他墓地。怎么可能再掘墓合葬?我们只从感情出发了，没考虑周到。
当然，我们也没错。
爱不会错。他们相爱。他们的爱情在饱经了岁月风霜、饱经了人世沧桑后，在44年后的今天，依然鲜活。
我知道他们至今仍彼此相爱着。
你肯定也知道。
十三、遥望查果拉
关于查果拉，讲述它的人，写它的人，甚至唱它的人都已经很多了，但我还是想讲一下我知道的查果拉。毕竟它是个著名的边境哨所，也是全军最高的哨所，海拔5370米。1965年10月，查果拉被国防部命名为“高原红色边防队”。这样一个哨所，不容省略。
一写到查果拉，我心里有些肿胀。脑海里会浮现出那座光秃秃的山，还会浮现出一张张黑红的面庞，同时耳畔响起歌声：查果拉山高风雪大，山上自古无人家
那是我记忆中的查果拉。1998年，我们曾带着一大包信件去查果拉。因为查果拉的吃住都非常困难，所以我们不能上去住，只能去看看。我们在上面呆了两小时，和战士们小小的联欢了一下。其实我当时很想在那儿多呆会儿的，跟战士们多聊聊。
我不想再重复别人讲过的关于查果拉的事。那里的残酷，那里的坚强，凡去过的人，都非常清楚。凡没去过的人，一听到那样的海拔，也会吓住。我就讲四个不是查果拉的人上查果拉的故事吧。
从官大的讲起。因为上查果拉的大官不多，也不容易。官大毕竟岁数也大。
刘将军是上过查果拉的最高长官，上将。上去时年届花甲。走到岗巴大家就开始反对，走到塔克逊反对声更加强烈了，七嘴八舌的劝阻，毕竟海拔5370米啊。为了让他放弃念头，大家不惜动用了夸张和“恐吓”。刘将军听得不耐烦了，说，那你们在下面等我，我自己上去。当然，没人敢在下面等，都呼啦啦地追随而去。刘将军上去以后没作指示，也没听汇报，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和查果拉哨所的每个兵握手，和每个兵照相。为了让自己的精神状态比较好，他还脱掉了大衣！临上车离开时，他忽然发觉有两个站岗的兵漏了，又下车来补照。然后再上车。车子下山，他依然透过车窗，深深回望着那些站在山顶的士兵们，那是他的孩子，也是老百姓的孩子。
我不知道那些小战士的心情，是激动，是拘谨，还是什么?我没有采访过，不敢随意替他们表达。但我知道将军的心情，他心疼，心疼得厉害。这是他女儿告诉我的，他女儿当时就在旁边：“老头的目光柔和的，哎哟，一看就知道。”
其实我知道，每个上去的人，都会心疼那些孩子，看他们黑得发紫的脸，看他们一开口就裂出血丝的嘴唇，看他们粗糙的皮肤和凹陷的指甲，看他们有些木讷的笑容。
然后说H将军。H将军是中将，时任西藏军区政委。H将军去查果拉时，正赶上电视台的记者在查果拉拍片子。记者想要拍一个战士们冲上查果拉山顶的镜头，就趴在一个沟里端着机器指挥拍摄。战士们跑了一遍，记者不满意，又跑第二遍，记者还不满意。那是海拔5300米的地方啊，坐着都会喘气的。H将军去上厕所，下了个小小的坡，再从小小的坡上来，就拉风箱似的大喘。一看那些兵，还在跑，顿时心疼得火冒三丈，冲着兵大喊，不要再跑了!他爱拍不拍!不上电视查果拉就不是查果拉了吗?!
大家看将军发火，有些不知所措。年轻的哨长跑来小声对H将军说，首长别生气，我们多跑两趟没关系的，你可别把记者得罪了。
H将军眼圈儿顿时红了，一直红到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都累成那样了，他还替你着想。你看看我们的兵啊。”
H将军在西藏做了7年领导，跑遍了西藏所有的边防哨所，遇险多次，险些丢命。那句著名的话：“我们绝不把主权守丢了，绝不把领土守小了!”就是他最初讲出来的，他在北京的一个宴会上，向总书记敬酒时脱口而出。据说总书记激动得嚯一下站起来，差点儿碰倒椅子。总书记说，就冲你这句话，我把这杯酒喝了!
现在H将军已离开西藏多年，但这句话留在了西藏，刻在了西藏，因为它代表着西藏军人的心声。
再讲讲我的前辈，我们军区著名女诗人杨星火。杨星火七上查果拉，是上过查果拉次数最多的女性。那首著名的《鲜花献给查果拉》就是她写的：
金色的草原开满鲜花
雪山顶上有个查果拉
查果拉山高风雪大
山上自古无人家……
这个歌儿，每个查果拉的战士都会唱，每一代都会唱。当然，杨星火写的歌词很多，著名的也很多，比如《翻身农奴把歌唱》，还比如《一个妈□□女儿》。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们是杨星火写的，更没人知道她的那些传奇经历。
解放军打到南京时，杨星火是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她立即满腔热情地参加了解放军。正读大三呢，还没毕业呢，在我看来真有些冲动。参军后她害怕连累家人，就改名字，一眼看见黑板报上写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便改名星火了。从此一个女大学生变成了一个女兵，走进了西藏。后来，她嫁给了一个18军的普通炊事员，有了自己的女儿，再后来，她又认养了一个藏族孤儿。如今她的这个藏族儿子早巳大学毕业做了国家干部。她在西藏呆了二十多年，离开以后仍是每年进藏，西藏所有最艰苦的哨所她都去了。她的血液里流淌着西藏的水、西藏的风、西藏的天空和大地。
1998年7月，我去了查果拉。在查果拉的山顶上，我听到了战土们大声地唱那首《鲜花献给查果拉》，当时泪水汹涌，止不住长流。回到成都后，我即给杨星火打电话，我说杨老师，你的歌儿现在还在查果拉唱着呢。每个上查果拉的兵都会唱。她很高兴，在电话里一句一句的把歌词念给我听。
两年后，她病故了。那次通话，成了我和她最后一次的通话。我为杨星火老师写了一篇怀念文章，最末一句话是：我相信，西藏的山山水水，西藏的官兵们，会永远怀念她的。而这样的怀念，是最高处的怀念，最干净的怀念。
最后讲一位大学老师。这位去西藏旅游的大学老师，因为丈夫曾经是军人，她就在丈夫战友的安排下，去了查果拉哨所。起初她一直在微笑，气喘吁吁地微笑，后来，突然抱着一个18岁的小战士痛哭起来，哭得一句话也说不出，还得让小战士反过来劝慰阿姨。这位老师回到拉萨后，买好出藏的机票，就把剩下的几千块钱，全部买了光碟和书，委托西藏军区的有关部门，转交给哨所的战士。
这个故事，是我昨天在酒桌上听来的。这个老师就坐在我旁边，她在一个理工大学教力学。故事是她丈夫酒后讲出来的。她丈夫讲的时候，她去捂他的嘴，不让他讲。但曾经是军人的丈夫，一定是被老婆感动了，非讲不可，故事就是在这样的争执中断断续续讲出来的，但依然让在座的每个人，眼睛湿润。
其实我也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包括刘将军，包括女老师，甚至包括我，尽管心疼，尽管想对战士们尽可能的好一些，但对战士们来说，我们的好，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一走，剩下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每一秒，都需要他们自己度过，扛过，熬过。我们掉眼泪，我们送东西，我们做这一切，仅仅只能安抚我们自己的心。
当然，我们的心需要安抚，就说明我们的心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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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风雷高原
我们到达帕里镇。
从日喀则出来，到帕里跑了270公里。一点儿不觉得累。也许是一路好风光，还有一路的歌声，还有一路的回忆。
我们在帕里拐弯儿，上山。
ZM山口。4700米。老天忽地又阴了。阳光来过又走了，好像急着把天空让给雪花。雪花细细的，却冷到极致。气温大约在零下5摄氏度左右。对我来说，已经是冻了。
下车，看见山上早巳站了很多兵，在警戒。这是按规定布置的，我们不能发杂音。可是站岗的兵都穿着夏常服，脸和手都冻得通红。而他们的大衣，放在一排排的凳子上，大概是为我们预备的。我就想说点儿什么。
我问两个站在地图边上的兵，冷吧?他俩一起说，不冷。
那怎么可能?我正想“干涉”一下，让他们把大衣穿上，忽听C大校一声吼：把大衣都给我穿上!
兵们得了长官的命令，纷纷跑来，把大衣穿上，再跑回到哨位上。站得更直了。
这里距边界仅仅五公里，五公里之外，对方部署了不少兵力。故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C大校率工作组开始工作，Y跟拍，我就找战士聊天。两个扶着地图的战士，一个是重庆长寿人，一个是贵州人。都19岁。仅比我儿子大一岁。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慨。在他们的脚下，我看见几朵蓝紫色的小花和黄色的小花，从薄薄的雪里探出头来。我在查果拉的山坡上也见过这样的小花，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只知道属于蕨类，生命力很顽强。那么高的山，那么冷的山，那么干涸的山，它们依然能存活，并且开花。它们就像这些兵。兵就像这些花。
在我们聊天的当儿，有个不丹商人背着背囊从我们身边走过。他看我们一眼，没有笑容，有一小点儿谨慎。战士告诉我，这里常有对方的人进入或出去。不丹商人到帕里镇做生意，只要在镇上公安部门办理简单的手续即可。每年春、夏、秋季，大约有1500多人次的不丹商人来到这里，他们带来了炒米、手表、草药等货物，来交换热水瓶、胶鞋、调料等日常用品。只要他们守规矩，我们都不会干涉的。我们的边境政策历来是“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
两个兵始终有些拘谨，话不多。我就找话说，我说，这地图不是有支架吗?你们干吗还扶着啊?他们回答说，风一来就会吹倒的，山口的风很大。
哦，我把风忘了。别看它没影儿，却是威力无穷。风雪高原，风排在前面呢。若没有风，仅仅雪，高原不会那么冷的。一旦有了风，风搅动雪，雪渗进风，顿时天寒地冻，肃杀一片。有多少人就在这样的风雪中献出了生命。
帕里有个叫堆那的村庄，有一年，六个年轻军人，就是在从堆那前往边境的路上遭遇了雪灾。
当时他们探亲返回连队，车到堆那时，忽然下起了大雪，大得不得了，完全看不清路了。当时也就10月，在内地还是金秋。可那场大雪，却像是腊月里的。他们坐的车不能再走了，他们就下车来步行。他们不想超假，而且他们还觉得，不是就二十多里路吗?花个半天时间就能走到。他们低估了高原的风雪，当然若没有风雪，肯定是没问题的。更长的路也没问题。

或者他们也估计到了风雪，但想以青春和热血与之抗衡。他们就开始走，或者叫跋涉，越走越艰难，深一脚浅一脚，每一步都需要付出全身的力气。在茫茫雪原上，他们变得越来越渺小，越来越脆弱，体内的热量渐渐耗尽，寒冷更猖獗地向他们进攻，更猖獗地包围他们，吞噬他们，最后，他们终于倒下了……两位牺牲，另外四个人严重冻伤，后来分别做了截肢手术，有的是脚趾头，有的是脚后跟，最厉害的一个是截了小腿。
冻伤的，毕竟还留下了性命。还有多少人，就在一瞬间被风雪高原所吞没?我们军区记者站的记者胥晓东告诉我，他有一回从亚东出来到帕里，雪很大，跟在他们后面的一辆空军的车就翻了，车上一家三口，加上司机，全部遇难。
男的是亚东某空军部队军官，他的妻子和孩子进来探亲。也许是太冷了，孩子幼小的肺经受不了高寒带来的极度缺氧，想出去，也许是妻子假期到了，回单位超假了要挨领导的批评，想出去，也许是家里有老人，老人害怕儿女不在身边时的孤独，等着他们回去团圆，总之，他们急于走，却因为大雪，一直不敢走。那天看见胥晓东他们的车出发了，他们就跟了上来。想有个伴儿，一起走；胥晓东为了关照他们，还让他们走前面。在雪地上开车，有经验的司机都知道，前面好走，因为雪是松的，不滑。但那位空军军官谦让，让他们走前面。两家彼此推让了好一阵，最后还是胥晓东他们走在了前头。谁曾想，走在后面的他们，真的发生了不幸!车子坠下了悬崖……
胥晓东说，我当记者，出过多次车祸，不下10次吧，但这一次是最难过的。我老是感到内疚。到现在一想起来还是内疚。如果那天我不急着走，他们也许就不会走。唉!
我不知道那家人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孩子多大，孩子的母亲是做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急着走，一切都只能揣度。我只知道，那是个军人的家庭，那个家庭就那样葬在了高原。
还有那位司机，那个年轻的士兵，他也留在了高原。从此，在仰望高原的目光中，又多了几双含汨的眼睛。
还有一个关于风雪高原的故事，与两位年轻士兵的生命有关。
有一年春节前，驻守在X的边防连，派出五人前往团部领过年物资，一个排长，带着四个兵。他们高高兴兴地去了，领了很多东西，还有这一段时间积压的报纸、信件，又高高兴兴地往回走。车到格金山时，大雪把路封死了，车过不去。就像我们今天这样。我们在等推土机开道，他们不可能。他们想，就是30多里路嘛，车过不去就走回去吧，全连官兵等着我们呢，等着我们带回东西一起过年呢。
于是他们5个人就背着东西开始走，不想没走出多远，又一场更大的雪从天而落，风雪交加，天昏地暗，简直看不清道路，气温降得更低了，寒风刺人骨髓。他们走了大半天，也没走出去几里路。一个战士先病倒了，急性肺水肿，发高烧。当时天已经黑了，排长和三个战友就把他放在中间，他们三个背靠背挤着他，暖和他。可是到了早上，那个战士还是没暖和过来，身体僵硬，停止了呼吸。
排长难过不已，立即做出决定，自己和一名战士守着过年物资和牺牲的战土，让另外两名战士回连队求救。两个回连队求救的战士，在风雪中跋涉，一天没吃东西，身上一点热量也没有，很快，又一名战士病倒，完全走不动了，他的战友就架着他，拖着他。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他不想连累战友，就推说自己要方便，躲到一个雪坑里藏了起来，任战友怎么喊也不答应。剩下的那一个，就一个人继续走下去，到最后，是爬回到连队的，他的一只脚严重冻伤，后来截了肢。连里的官兵急忙赶到山上去救援，那个藏在雪坑里的战土，已经牺牲
我不知道那一年X的春节是怎么过的。
而那一年的春节，我对这一切一无所知。所有的人都一无所知，在欢欢喜喜地过年。
他们守在那里，正是为了让所有的人欢欢喜喜地过年。毫无感觉的欢欢喜喜。我想起那首美国歌曲，鲍勃"迪伦写的：一个人要走完多少路，方才能称作人?白鸽要飞越多少大海，才能在沙冢里安眠?炮弹还要呼啸多少回，才能永远销毁?我的朋友，这答案就在风中。
在此行的途中，我经常想，一个人要在高原站多久，才能算真正站稳?一个人要在风雪中坚持多久，才能算抵御住了严寒?一个人要在西藏行走多少路，才能懂得高原?
我的朋友，这答案就在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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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牺牲
从雪山下来，还是在雪山上。
站在山腰往山下看，视野里依然是皑皑白雪，再往远处看，皑皑白雪波浪般起伏，那不是海，那仍是山。白色的山。
白色，视野里全是白色，白到了极致，纯洁到了单调。没有赤橙黄绿青蓝紫，没有一丝色彩。就是红太阳照到这儿，也变成了耀眼的白色光芒。平日里常听人说喜欢白色。不知那些喜欢白色的人，如果是生活在这里，会作怎样选择?如果是我，我会重新选择说，我喜欢大红大绿，我渴望浓烈的五颜六色。
忽然想，藏族人民真的很了不起，他们生活在这白色世界里，生活在这白到了残酷的环境中，并没有被白色吓着，他们依然崇尚白色，他们最珍贵的哈达是白色的，他们心中最庄严的宫殿布达拉宫，墙的主体也是白色的。在他们的心目中，白色象征着幸福、纯洁、和平、安宁。白色就是他们心中的五颜六色。
不过，他们的衣着，身上的饰品，还有房屋的门窗，却是非常鲜艳。我常常在路上看见身着大红衣服的藏族同胞，不光是姑娘，也有大男人，老人。他们渴望将自己从这白茫茫的世界里凸显出来。
我抬头，看见在比我更高的一处山顶上，站着两个绿色的身影，他们是这白色世界里惟一的色彩，他们也以色彩的方式从这白茫茫的雪世界里凸显出来，那是我们的兵。他们与藏族人民一样，终年生活在雪的世界，与白色共存不是他们的选择，是他们的责任。
忽然就想到了好几位在大雪中牺牲的人。
那空军的一家三口，那六个探亲回来的年轻军官，那四个背年货回连队的X站的兵，还有许许多多我尚不知道的人，风雪毫不留情地要了他们的命，不管他们情愿与否，都将他们留在了白色世界里。雪山处处埋忠骨。
还有一位乃堆拉的指导员，都要出去休假了，走的头天晚上他一个班一个班去告别。一是因为新兵刚下连他不放心，嘱咐他们不能感冒了；二也是兴奋，他已经两年没休假了，本来儿子出生前他就要回去的，没走成，现在儿子满月了，他急着赶回去当爸爸。他跟战士们一一叮嘱，一一告别，还答应给他们带儿子满月的糖回来。走完最后一个班返回宿舍时，已是凌晨，天空飘起了雪花，他一脚踩空，掉下悬崖。第二天早上发现时，人已冻僵。
指导员姓穆，叫穆忠明。在他死后约两个月，家里的一封信寄到了哨所，里面有一张儿子满月的照片。那是一个永远失去了父亲的儿子，一个西藏军人的后代。他的父亲长眠在了雪山脚下。他要在许多年后上学读书才会懂得，那叫牺牲。
牺牲。我想起了许许多多牺牲在西藏的人：张贵荣司令员，张国华司令员，高明诚团长，任致逊和马景然，还有杜永红，他们牺牲在岗位上，死得让人景仰。
还有那对探亲路上出车祸的军官夫妻，两位在那曲军分区病故的年轻女军官，两位去岗巴营探亲患脑水肿死在那里的军属，他们死在寻常的日子里，死得让人心痛。
牺牲的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牺牲。
古时候，牺牲这个词是名词，专门用在祭祀中。指的是献给神的供品。我不想这样来解释我们的官兵，无论是什么样的神，他们都没有资格拿走我们官兵的生命。但他们也是牺牲，他们把自己供奉给了这个雪世界，供奉给了他们的理想，他们的责任，他们自己心中的神。
西藏军区每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很多，而在这些故去的人中，有些情形是你完全不能想象的，比如巡逻途中，被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砸死，或者被泥石流冲下河淹死，甚至在原始森林中被突然断裂的枯枝砸中身亡；还有，年轻轻的，正在打篮球，猝然倒地而死；还有，在高海拔哨所中站哨，被雷电击中而死；还有，在大棚蔬菜中劳动，被强烈的阳光暴晒中暑而死；下大雨，电线漏电触电而死；还有，去机场接自己的妻子，翻车而死。有四名战土的死因更让人心痛：在部队水库中抢修电站机组，两个玩耍的孩子不知情，将水闸打开放水，四个战士无一幸免……
太多太多了，多到我不忍心细写。
军人的职业原本就有牺牲的意味，而坚守在高原上的军人，令这种牺牲更多了一份悲壮。即使不在战时、灾时、乱时，他们也需要付出生命，他们也需要时刻做好牺牲的准备。那是一种看不见的默默无闻的牺牲。
我手头有一份西藏军区这10年来的牺牲情况。从1995年到今年，10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仅仅因车祸而亡就有近百人，占死亡人数的35％，因各种疾病及冻亡的，也有几十人，占32％。就是说，仅仅这两项就占了70％之多。我可以肯定这两项的百分比，一定超过了其他军区，不因为别的，就因为他们在高原。
我还发现，各分区伤亡的情况都各有特点，比如日喀则分区和山南分区，因寒冷而死亡的特别多；林芝分区、昌都分区，以及驻守在那里的部队，因各种车祸在路途中牺牲的特别多；而那曲分区，因为海拔太高，患各种疾病死亡的特别多，包括猝死。由此不难看出，他们的牺牲和他们所站的位置，有着非常大的关联。
我的朋友吴斌役也在那曲，他告诉我，从他调到那曲，他们分区每年都有人因高原疾病死亡。他本人的身体也明显差了。调进去之前他去体检，46项指标全部合格，但半年后再体检，毛病全出来了：心脏肥大，心动过速，血压偏高。后来又出现了心脏闭合不全，血液轻度回流，并由此导致血压偏低，心跳过慢。
对他们来说，牺牲不是一句豪言壮语，是实实在在的生活，牺牲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须。当他们走向高原时，在他们的心里，就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
C大校曾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对军人的最大考验不是战争而是和平。在和平时期依然能站直了不趴下，那才是真正的军人。
我把我所知道的西藏边关的艰苦和牺牲告诉给大家。我不指望每一位读者能理解，或被感动。我只希望，在大家舒适的日子里，在大家氧气充足的生活中，能偶尔想起他们来，想起那些站在世界屋脊、雪山顶上的官兵，想起那些被寒冷和寂寞包围着的官兵，想起那些长眠在雪世界永不归来的官兵。为他们祈祷，为他们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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