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转换成为现役军人们再社会化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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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再社会化的过程中，47%的转业军官动用的是军内的战友关系，依靠社会上认识的朋友占30%。

军内军外仅一墙之隔，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在军中一呼百应的干部，一旦转业，就要习惯冷冷清清。

“旱涝保收”，依旧是军转干部择业的第一条守则。调查显示，有98%的转业军官要求分配到党政机关。

“尊敬的首长和亲朋好友：我已批准转业，并于前天下午交班，衷心感谢首长好友对我的关心爱护帮助，衷心祝愿各位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万事胜意！另请勿回电，电池没电啦。”

2013年清明节下午，收到空军某部贺处长的短信，南方周末记者心中一紧，他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就这样脱下军装了？

每年4月，是军官转业的时节。十年来，军队转业干部正以年均近6万人的速度重返社会。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支军队要保持活力和战斗力，必然要定期吐故纳新。

转业安置，是一场社会关系的总动员

2013年春节过后，总政治部下达的《2013年干部转业的指导性意见》特别规定，“干休所团职主官尽量动员转业或者改任他职。”干休所，正是全军改革调整的重点。副团级干部王建所在的干休所一直超编。

军令如山，不走也得走。根据延续多年的政策，军人退役无非是复员、转业和退休。王建已满足转业安置的条件。

他感觉到，读小学的女儿变得沉默寡言，她在同学中引以为豪的“军官爸爸”就要脱下军装。在幼儿园工作的妻子也在托人“找路子”。

“安心复习，准备军转考试吧。”王建每天早上七点钟起床看书，凌晨两点休息。战友间的聚会送别，他也总是怀揣着两本书，《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

清明节，王建回山东老家为父亲扫墓，也借机联络了各路人脉资源，考察能否返回原籍工作。

在军转办的门口，倒是有名戴墨镜的中年男子主动上前搭讪，“20万元转业保证进中直机关，10万元进市直属单位。”

这些“掮客”瞄准的是，转业军人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的安置经费。

“萝卜多，坑少。”鲁东南某市编办副主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山东一直是兵源大省，每年要安置的军转干部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安置难度最大的当属2006年，当时解放军裁军20万的大动作接近尾声，地方经济形势又很不景气，就业岗位不足。

南方周末记者查阅山东省编办公布的数据，2006年，该省共有县处级干部34045名，如果按照正常的退休更替机制，只能腾出697个县处级位置，而待安置的团级干部至少1200名。

那一年，当地很多单位都不敢招录地方大学毕业生，要留着位置接收转业军官。市军转安置工作小组给各下属单位下了死命令。另一方面，遍访派驻在辖区内的中央或省属企事业单位，央求能否帮忙多留几把“闲椅子”。

军转安置几乎都是由国家包办，岗位竞争很激烈。同为安置，水电公司与党政机关就存在着天壤之别。武汉一所军事学院的调研发现，军人再社会化的过程中，47%的转业军官动用的是军内的战友关系，依靠社会上认识的朋友占30%，而依靠亲属关系的比例很低。

与西方橄榄式的社会结构不同，农村是中国军队的主要兵源地。即使少数军官来自社会资源较深厚的家庭，转业时，父母也早已退休。

来自东北农村的邱大雷擅长吹拉弹唱，征兵时被选入军乐团。近年来，新一轮军事变革深入到人事层面，文工团、军乐团等非战斗单位的编制越收越紧。技术副营、18年的军龄和初中文化程度，这三项注定邱大雷是团里多年动员转业的对象。

2011年春天，再也扛不住层层压力，邱大雷转业了，被安置到一所重点高中任音乐教师。然而，在安置过程中，学校要求必须考取教师资格证。对于初中文化的中年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很大的负担。

曾连续吹八个小时“大号”而不觉疲劳，如今，邱大雷每个星期都要去医院接受心理辅导。

团级干部，是转业安置的一道分水岭。

根据推行多年的转业安置政策，师团级干部的安置以考核选调为主，营级以下干部则以考核和双向选择为主。于是，军内出现了两种不想走的状况：一些职务较高、年龄偏大的军官不愿离开部队，尤其是一些接近20年军龄的干部，希望拖着不走，以便能够自主择业。2006年，军队大幅涨工资，也留住了一些人的脚步。

主动要求转业者反而是一些高学历的年轻军官，他们希望趁着年龄优势，返回地方后再成就一番事业。

“哎，又没转成。”当南方周末记者拨通陈睿的电话时，他刚刚找政委做完“思想汇报”归来，这已是他第三次申请转业。亲属催促他赶紧趁年轻转业，回家乡做官。

转业亦是“围城”。作为地方名牌大学的博士，陈睿是装备研究院的青年技术骨干，这样的“大鱼”自然不会轻易放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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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冲锋枪，拿起手枪”？

曾有人称“军队是造干部的摇篮”。全国范围内，军队转业干部以年均近6万人的速度重返社会。十年下来，累计已有至少60多万干部进入地方，涉及近百万个家庭。

在社会转型、知识更新不断加速的时代，转业军官难以逃避重返社会的痛楚。

“我17岁就当兵，你能理解我对部队的感情？”离队的日子越来越近，原本满怀憧憬的章晓莹，悄悄哭了几次。她是北京一所部队医院的烧烫伤主治医生，在一个正团级的单位里，41岁已是副团，职位已抵近天花板。

章晓莹一直羡慕在地方卫生局工作的妹妹，上班时可以上网给孩子搜童话故事，不用隔三差五搞战备，不用一周四天通宵值夜班，不用再把孩子撇在家里没人管。

大多数转业军官已步入“不惑”之年。章晓莹却深处迷惘之中，习惯了军营生活，以后该如何与社会上的人相处？

对于转业军人而言，一般都要经历两次社会化：参军入伍，从社会人转为军人；转业退伍，再回到社会人。

退役的副师级干部张建元觉得“转型不算成功”。2008年，有工程兵背景的张建元被分配到交通厅，报到不久就被委以重任——某高速公路的筑路总指挥。

张建元也憋足了劲，想在地方上再做出一番事业。工作中，他将笑脸一律拒之门外，也得了“二锤子”的绰号。高速公路尚未建成，他就坐上了“冷板凳”——职务调整。

如今，只要有朋友聚会发来邀请，张建元都是来者不拒。他最怕孤独。

军内军外仅一墙之隔，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军队最讲究的是“命令与服从”，即使连职干部在军中也是一呼百应。然而，一旦转业地方，就要习惯冷冷清清，不仅要自己照顾自己，甚至还要服从年轻领导的管理。转业军人不得不在这两种文化的变迁中完成身份的切换。

“当兵，打仗。打仗，当兵。”2010年，朱明明从武警部队“改嫁”到河南驻马店。脱下军装背上大包的那一天，他突然觉得很无助，就像“一个孩子被扔进深山老林，要适应全新的环境”。

2012年，山东省对军转干部的一项调研证实，“掌握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适应新的职业角色关系”，是军人重返社会的第一只拦路虎。

“军转干部大多是部队里的各级领导，专业与地方的需求不对口，年龄、文化优势又不如大学生。”鲁东南某市编办副主任说，地方急需的岗位是商贸、计算机等，而转业干部擅长的大多是导弹、雷达相关领域，军事专业几乎占据了三分之一。

朱明明当时择业的三条标准是：专业对口，利于上手；能在工作中找到成就感；工资待遇可以不高，但一定是旱涝保收的“铁饭碗”。

三条标准遴选下来，只有公安系统合适。一路过关斩将，朱明明没能留在市局，而是被分到了基层派出所。

“打架斗殴，两抢一盗，诈骗上户口。”对于朱明明来说，基层公安业务难度不大，只要掌握好立案标准，做好笔录就游刃有余。

“放下冲锋枪，拿起手枪”？军人再社会化却不是如此简单。

报到时，同样安置到公安系统的战友就反复告诉朱明明，“公安工作不比部队，复杂着呢。”这名战友上班第二天就受到了处分，他怜悯吸毒的小姑娘，把手铐由“反铐”改成“前铐”，于是，这名“白粉女”顺利地吞食了一枚纽扣。

朱明明所在的乡镇是有名的艾滋病重灾区，2011年春节前夕，派出所接到报警电话，一名艾滋病患者与镇医院发生纠纷。两天后，将会有省里的领导来医院视察慰问。朱明明和两名同事紧急赶到现场，两名保安正拿着木棒护卫着院领导和几名医生，而患者则带领家属情绪激动，哭喊声一片，局面随时可能会失控。

“万一这些患者把你抓伤了，哪怕是咬了一口，都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劝解非但无效，十几名家属转而围向朱明明。

“想干架，来吧！老子死了国家还给个烈士，老婆孩子国家养活！”情急之中，朱明明抽出警棍，而局面就这样被控制住了。

在军队的文化中，贪生怕死、背弃战友与投敌叛国无异，是不可饶恕的丑行。

“在部队只要不犯错误，级别三两年都能上蹿一格。”不同于在部队，朱明明明显感到了升迁的压力：派出所所长和指导员都是科班出身，分别是北京公安大学和沈阳刑警学院的毕业生，小心翼翼十几年才熬到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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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转业干部在从双向选择洽谈会接收计划前经过。 （CFP/图）

“市场并不排斥军转干部”

军转安置制度一直深处变革之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从新疆建设兵团到北大荒的石油大军，主要实行成批成建制的转业模式。此后，“全转全包、统分统配”的安置模式延续了很多年。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阿尔蒙德认为，几乎所有国家都会对军人格外优待，退役安置中的恩给制正是“恩庇侍从”模型的延续，国家以雇主的身份提供工作安置和生活待遇，用以换取军人的忠诚和奉献。

正是这种忠诚的品质，让很多中国转业军人理所当然地进入公检法系统。

2009年，在一次法官培训课上，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主张，“复转军人不应当成为法官，除非受过系统的法律教育。”课程结束后，培训班负责人提供的登记表显示：整个法官班学员中，近一半是复转军人。

一语惹起千层浪。至今，一名不愿具名的军方人事问题专家依旧认为，如果通过司法考试，“军转干部进法院”仍具有很大优势：“军转干部政治素质过硬，组织纪律观念强，能理解中央的方针政策，思想的纯正性可以让人放心。他们大都是军校毕业，分析能力、组织能力、指挥能力强。”

“如果通不过国家司法考试，你永远也别想进法官和检察官队伍。”正在转业安置中煎熬的王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公检法系统不在他的考虑之列。情形正在改变，自2002年起，国家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后，军转干部要想进入法院和检察院系统门槛抬高了。

“旱涝保收”，依旧是军转干部择业的第一条守则。在军队的一项志愿抽样调查中，有98%的转业军官要求分配到党政机关。2000年以前，军转干部进入企业，身份依然是国家干部。在企业改制中，“干部”逐步变成了“员工”，甚至下岗生活没有着落。

杨伟森从副团职参谋转业到一家国有银行。一年后，银行转为股份制，他也被定岗为“进出口业务经办员”，相当于本科毕业生转正后的级别。每次战友聚会，他都会告诫说，“我二十多年的军龄白搭了，宁可要一笔钱自谋职业，也不要进企业。”

军转改革并未止步。2001年，《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实施，打破单一的计划分配制度，鼓励自主择业，尽管曲高和寡。近年来，提供一笔资金，不再安排就业岗位，这种货币化的安置思路也日渐明晰。

“市场并不排斥军转干部。军队转移出来的人力资源进入社会领域后，同样能使民用经济获益。”让多位军方专家津津乐道的是日本的企业安置模式，它并不盲目将转业军人推入企业，而是重点送入军火企业，成为顾问或者是技术部门的主管，成为军火企业与防卫厅之间联系的桥梁。

中国很多优秀的企业家出身行伍。稍早前的一项媒体调查显示，国内500强企业中，有近一半的总裁、副总裁有军队服役的经历。更为典型的则是美国西点军校，该校二战后培养出八千多名商业精英，担任着各大主流企业财团的董事长或总裁。

实行职业化的美军，其安置模式也是中国重点考察的对象。美军绝大多数军官都有机会在部队服役20年，直到退休。对于少数退役军官则以自谋职业为主，联邦政府只提供职业培训、部分经济支持和社保领域的法律保障。

在经历了诸如艾森豪威尔时期的老兵动乱之后，五角大楼开始研究资助类似“军转教”等各类项目。不同于中国转业干部多数进入党政系统，美军退役军官主要流入教育等社会化行业。其中，“军转教计划”影响最大，它不是为军人颁发教师证书，军人若想成为教师，没有捷径可走，必须和普通人一样满足教师证书的要求。

在一次军转安置研讨会上，多位军内外专家还是期望，在军队职业化的道路上，中国的军转安置难题能从根目录上迎刃而解。2009年6月，中央提出“探索建立中国特色军官职业化制度”，军官退役安置制度就是其中关键的一环。

当前，中国各级政府部门也大都设有“转业军官培训中心”，从就业理念到职业技能，帮助转业军人重返社会。

（应受访者要求，朱明明、邱大雷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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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中国当前军转安置政策

每年的4-5月份，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工作小组、中组部、人事部、总政治部联合召开全国军转安置工作大会，部署军转安置任务。

中国的退役军官安置主要有计划分配、自主择业、退休和复员四种安置办法。计划分配是安排工作附带待遇落实的“双落实”安置办法，有了工作岗位必然有工资福利待遇；复员是退役后取消干部身份，自谋职业，待遇安排和工作岗位弹性较大；退休主要是对待遇进行安排，不安排就业岗位 ；自主择业是以待遇安排为主、帮助就业为辅。

历史上，军转安置工作的重心是工作安排。2001年推行自主择业后，以自主择业与计划分配相结合的方式，将待遇落实与工作安排相结合，开辟了待遇落实的新路子，成为中国特色军转安置的新路径。

（兵网摘编自中国转业军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