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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兵网据网络某博主文章：近日《贵州商报》记者刘钰银女士来函，说该报拟做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专版，想让我谈谈对于抗战中的贵州兵的印象。实话说，这个问题没有特别研究过，但盛情难却，只能浮泛地说说。有关地域性族群的集团个性问题，过去不怎么强调，更多是从政治、阶级性属性来分析，一般认为只要解决了政治思想问题，哪个省的人都能打仗；政治腐败了，八旗子弟照样丢掉江山。但是，民间也确有“无湘不成军”、“秦人虎狼之师”等等说法。日本在二战时期就是按地域组建部队，称为“乡土部队”，于是有最能打的“九州男儿”及“窝囊废师团”之分野。解放军讲“五湖四海”，现在军队的地域性不太强了，不同省份的兵员在部队都有其优劣。不过，还是忍不住设想，要是每个省组织一个师，到底哪个更厉害？
贵州兵的性格，跟贵州人的性格有密切关系。在滇西采访的时候，我发现保山、腾冲、龙陵等地的很多人，都是明朝从内地来到这里的戍边将士的后裔，家家户户都供奉“天地国亲师”和祖宗牌位。贵州人应该也有很多是古代戍边军人的后裔，就像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疆、黑龙江军垦兵团。可以说，他们身上流淌着军人的血脉，又在边疆艰苦的战斗、生存环境中磨砺出了与内地人不同的性格，比如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抗战中后期因为北方国土沦陷，贵州等少数几个省份成了主要的兵源地，为抗战在人力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当年西南联大的著名历史学家、“战国策”派的学者雷海宗教授认为，中国的抗战是依赖中国南方人才支撑下来的。这些南方人的祖先是从中原迁徙而来的，他们保留了炎黄民族最优秀的种族优势和文化基因。这其中自然包括抗战兵源大省贵州。
在军事史上，几乎所有创造了辉煌军事业绩的军队，都建立在强盛民族的基础上。比如我们历史上的大秦、大唐、蒙元、满清，秦人的祖先是西部少数民族，唐朝将士很多是北方游牧民族，蒙古族和满族都是善骑射的马背勇士，他们的日常生活与战斗生活完全是一致的，几乎整个种族都具备军人的素质、能适应艰苦的战斗生活。我们贵州，天生就是出“山地战士”的地方，这在松山一战中得到了证明。
我曾经在《1944：松山战役笔记》中说：松山战役，大致是中国贵州人和日本九州人打。我们贵州人打赢了。守松山的日军是日本北九州福冈县的113联队，进攻松山的是由贵州人为主体组成的第8军。日本战史称松山战役是日军在亚洲大陆上第一个“玉碎战”，我们贵州部队在抗战史上首创全歼日军建制联队的战例。要知道，日本九州自古是出精兵的地方，战国时代属于萨摩藩，日本的军国主义就是以萨摩藩军阀为主而鼓动起来的，他们的资本就是九州人兵多且善战。但这些所谓的“九州男儿”，在滇西的松山被我们贵州子弟兵给全部消灭了。在某种意义上，松山战役是中国和日本两个民族各自派出最优秀的“代表队”所进行一场个性、意志、精神的较量，是一场绝对“硬碰硬”的厮杀，其胜败具有整体上的象征意义。不仅如此，抗战期间还有几个最能打的部队，比如戴安澜指挥的第200师、孙立人指挥的新38师，都是在我们贵州补充、整训后开赴滇缅战场的，这些精锐劲旅中也有很多贵州子弟。
在滇西做抗战历史田野调查的几年，我采访过不少战后流落在当地的贵州籍老兵，印象深的有第8军工兵营的张羽富、第309团的李文德、第36师的李华生，他们都在松山、腾冲战役中出过大力。在我印象中，他们还是有很多共同的性格特点，比如坚韧、老实、乐观、机智、豁达、平和。可能从这些性格中，你感受不到他们昔日作为士兵的英勇，但是这才是真正的老兵风采。他们都不好夸夸其谈，但是讲起所经历的战斗生活钉是钉铆是铆，没有一点虚浮和矫饰；那些没怎么打过仗的，反倒是高谈阔论，甚至蒙到了不少媒体、成了所谓“英雄”。李文德在松山战场上是担架兵，与突击队员一道行动，从枪林弹雨中往下抬阵亡者遗体和伤员。打到后期没兵了，团长陈永思动员勤杂兵组建敢死队，李文德听到让“举手”就举手了，其实他几乎没有经过战斗训练，但是他说不好意思把手缩回来，因为不忍心看到团长失望的眼神。多么朴实！李华生给师长当勤务兵，在通过一段日军狙击手控制的开阔地带时，师长让他骑自己的马先冲过去，它没有多想骑上马就跑，结果遭到日军密集弹雨的狙击，所幸没有打到他。多么听话！几十年以后说起此事，他都是笑眯眯地说的，没有一点回味过来的怨气，没有觉得师长拿当兵的生命不当回事。这就是一种属于士兵的本分。
在战场上，真正能靠得住的往往就是李文德、李华生这样的兵。戚继光组建戚家军、曾国藩组建湘军募兵时，都喜欢踏实、本分、坚韧的农家子弟，不要市井里的油滑之徒，他们深知什么秉性的人才能经得起战阵考验。打仗跟流氓打架完全不同，只有能拥有和谐、安详的内心世界的人，或者说只有我们通常认为的那些“好人”，才能适应残酷、漫长的战争磨砺。贵州自古以来生存条件恶劣，贵州人吃苦耐劳、生存底线很低，所以上了战场能忍人所不能忍、扛人所不能扛。此外，他们也没有被商业经济的习气熏染，民风朴实，稍微一接受国家、民族意识的教育就能“认死理”，不会首鼠两端、朝秦暮楚、三心二意。在战场上他们忠诚、服从，执行力很强，打松山伤亡那么惨重也没有摧垮他们的意志。
当然，这种集团性格或者群体性格，在某些时候又可能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你可以说他们“一根筋”，脑子不会拐弯。到了内战时期，比如第8军又是最让解放军头疼的部队之一，这个不属于国民党军主力的部队反倒成了我军的“眼中钉”。解放前夕为什么贵州的剿匪搞得动静那么大，因为贵州的国民党部队很难驯服。我感到特别伤感的是，松山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获得“青天白日勋章”的一位叫张其昌的排长，因为负重伤退役回到贵州，后来却在六盘水被我剿匪部队打死了。而且，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身世资料。
现在，流落在滇西等地的贵州籍抗战老兵还有一些，他们生活境况不是很好，暮年思乡情切。现在国内有几个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团队，一直在以经济捐助、临终关怀等方式，用心帮助这些老人安度晚年，替我们的政府在尽一份责任。据我了解，在贵州的一些志愿者资助下，有些贵州籍老兵已实现了回到老家探亲的心愿，这是来自故乡的温暖。现在这些老兵年事已高，能给他们尽心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作为一个地域性人群的集体性格，肯定是有延续性的，会一代代地遗传下来。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也许贵州人的性格没有那种如鱼得水的感觉，这是不是绝对的坏事？我并不这么认为。可能在内地人眼里，我们贵州人有封闭、保守、自负、固执的一面，这固然需要改进，贵州人需要有开放心态，走出大山看世界，适应这个时代的某些社会、经济生活的游戏规则。但是，我并不希望贵州人因此把自己坚韧、踏实、认真、执著、乐观等先天性格都给改掉了。聪明灵活的脑瓜也许能挣钱，但踏实执著的精神才能办成大事，能给这个世界留下具有原创性的文明。战后德国、日本的再度崛起，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并非是单纯的经济存在，更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保存下优秀的民族精神和个性，也就是保存优秀的文化基因。“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为什么当时楚人有这个自信？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种群优势，表面上看比楚国强大的国家多得是，但是楚人就相信自己能办成别人办不了的大事。我希望我们今天贵州人也能拥有这样的自信，并坚持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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