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岛民生苦经营

兵网

　　谭洪安

　　1901年春夏之际，困扰香港多时的疫症卷土重来，全港人心惶惶，缺医少药的下层华人更无力自保。成立刚满一年的华商公局，特地延请颇有名气的西医关心焉，每日坐堂，凡华人患病前来应诊，分文不取。如查明不是疫症，由医生出具证明，若不幸染疫，亦由公局统一上报，设法救治，以安定民心。

　　此时的华商公局，已被港英当局视为代表大多数华商的团体，在港华人商民，亦认可公局在商界的实际领导地位。对抗瘟疫，救死扶伤，只是其诸多善行之一。

　　为民请命

　　提到关心焉医生，现在已很少有谁听闻其名，但在近代香港，他确是一位大有来历的人物。

　　19世纪80年代末，二十岁出头的孙文入读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前身）时，出身医护家庭的关心焉，是他的同班同学。关心焉的母亲黎氏在医院担任护士长，常邀请孤身来港求学的孙文到家中作客，孙则尊称关心焉的父母为“义父母”。孙文毕业后，他所用的医学辞典等书籍由关家保管，一直留存至今。

　　后来有一张流传甚广的“四大寇”照片，即孙文在港读书时，与思想同样激进的杨鹤龄、陈少白、尤列的合照，成为其早年革命活动的标志。照片中的“第五人”，就是关心焉。不过，关母不赞成革命，关心焉与孙文虽有同窗手足之情，却始终没有直接参加革命，而是在香港以行医为生。

　　1899年初，由兴中会会员谢缵泰发起，怡和洋行大买办何东任主席的香港华商会所成立，关心焉正是赞助支持的社会名流之一。华商会所乃是稍后创办的华商公局之先声，疫症横行，急需援手，身为名医的关心焉应公局邀请出面为华人“义诊”，自然顺理成章。

　　香港曾于1894年爆发大规模疫症，几经治理，未能根绝，且由出洋华工传至北美，引发当地首次瘟疫大流行。究其原因，与19世纪末期香港人口激增，但地狭人稠，尤其是底层华人社区极端拥挤，卫生条件甚为恶劣密切相关。如据统计，1904年仅香港岛人口即超过36万人，比1901年时增加了6万人以上，公共卫生问题日益严峻，瘟疫阴影始终挥之不去。

　　早在1900年华商公局成立之初，即出资聘请外籍建筑师，专门处理香港岛维多利亚城（今湾仔及铜锣湾一带）华人住宅的改建事宜。并登报声明，凡是港府洁净局（即卫生局及市政局前身）查明要求拆建或改造者，由建筑师实地勘察提出方案，“所有酬金系由本局支付，不费分文，我华人幸勿延迟观望，免犯宪例”。

　　就像百年之后内地很多大城市大张旗鼓的“城中村”改造一样，港英政府要求华人住宅改建，初衷是为了让他们有相对较好的生活环境，降低疾病传播几率，但也直接增加了贫苦居民的生活成本，使其难以在都市中立足。

　　有见及此，1902年，华商公局将港府颁布的“房屋改建新法例”共百余款摘要译出，并指出其中若干内容对居港华人有所不便。公局还开会议决，聘请知名大律师何启（华商公局值理之一）等人，向当局打报告，要求“顺应舆情，变通条例”。

　　家国情怀

　　华商公局代表在港华人利益，向港英政府交涉成功的第一个例子，是1902年前后反对额外征收水费之争。

　　香港的自来水供应始于1890年，房屋业主如愿支付安装水龙头的费用，即可将自来水引入室内使用，如不安装，则要在街上的水龙头（俗称街喉）担水入屋。当时没有水表计算水费，因此在征收差饷（即土地及物业税）时加收百分之二作为水费。

　　1901年，香港大旱，出现水荒，有水务专家认为定额收水费的方式，变相鼓励居民浪费食水，建议屋内安装水表，用水超过一定免费额后，按表收费。

　　本来，在人口日多导致供水压力渐大的香港，这个专家意见颇具建设性和长远眼光。但香港华人社区住屋情况相当复杂，水费既已包含在差饷之内，额外加收必然会引起业主与住客之间谁应交水费的纠纷，而且同一楼层里通常要住几户人家，一旦有人欠交，业主和其他住户也受牵连，可能会被截断供水。

　　1902年6月，华商公局召集华人业主开会，商讨对策。他们拟定了“上访状”，派人征集全港绅商、行店、住户签名，向港督及英国政府殖民地部递交。同年11月，华商公局又建议当局敷设“旁喉”，即不装水表的华人房屋使用的一套辅助供水系统。

　　几经交涉，1903年3月，英政府殖民地部终作出让步，指示港督批准华商公局提交的“旁喉”方案，扰攘经年的加水费事件，才算告一段落。“旁喉”工程自1904年开建，1906年完成，全长28华里，近7300栋房屋受惠，超过21万元的工程费用，由华人业主负担。一直到1932年港英政府为市民免费安装水表，这套特殊的供水系统，才告停用。

　　关心香港华人民生之外，对20世纪初期国内风起云涌的爱国浪潮，华商公局亦不曾袖手旁观。1905年5月10日，上海商务总会举行集会，牵头发起对美国华工禁约的抵制美货运动，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大商埠（详见2012年12月31日本报D8版《锋芒初试上海滩》）。接到上海方面呼吁响应的电文后，5月16日，香港华商公局主席冯华川、司库（财务总监）陈赓虞等即召集各值理开会商讨。

　　会上，不少人同意促请清廷暂缓续签不合理的新约，但冯华川认为，“至于不用美货，暗相抵制一节，惜与英例未尽相符，未便开议”。也就是说，他顾虑到美英之间“铁哥们”的关系，担心抵制美货不能为港府所容忍。

　　但香港华人商民已率先行动起来。美资背景的香港花旗火柴公司中的华人，宣布7月1日起全厂停工，各华人米行经理亦集会宣誓，绝不购买美货。8月12日，华商公局举行聚会，主旨是讨论抵制美货事宜，到会者三百余人，为公局成立五年来最为踊跃的一次。此事惊动港府，专门指令华民政务司去函劝阻，要求公局不可“非法集会”。

　　冯华川见状，唯有宣布聚会推迟两天，且只限值理以上领导层参加。这当场引起一些会众不满，与主席针锋相对，诘问为何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均为英国领地，当地华人可抵制美货，香港反而连开会讨论都不行？

兵网

　　三易其“主”

　　1905年的反美爱国运动，最终以美国政府作出若干让步，如承认中国商人等非劳工华人赴美权利等，得以逐渐平息。香港华商与内地商会、商人互相呼应，可说初次体现了爱国爱港的新时代精神。

　　但是，华商公局首任主席冯华川在此次运动中所持的保守态度，却为华人商民乃至部分公局同仁诟病，他本人也公开表示“报纸之嘲骂、揭帖之恐吓，加以巷议街谈”，无不与他为难，因而萌生去意，决定辞职。

　　1905年9月19日，华商公局开会表决，接纳冯华川的辞职。同时，有146位绅商、店户联名推举公局最早发起人之一、南北行商人叶蔼山接任主席，陈赓虞为副主席。

　　但也许是眼见在香港商界极富声望的冯华川，在群情汹涌之下，都难免背负骂名，叶蔼山不愿步其后尘，遂以“才力不逮，有负委任，且不谙西文，万不敢谬膺斯席”为由，辞不就任，只好由陈赓虞暂代主席一职。

　　直到1906年7月，华商公局才又选出刘铸伯为第三任主席，陈赓虞、周少岐副之。与陈赓虞一样，刘、周二人，都是华商公局创会核心成员之一，且先后担任过香港东华三院总理（相当于会董）和主席，均为20世纪初期香港知名华人领袖。

　　起初，刘铸伯亦以生意缠身、无暇他顾，以及公局缺乏经费、参会人数太少等原因，几次推辞，终于在各值理游说下，答应主持局务三个月，实际上前后干了半年。

　　刘铸伯在任时间虽短，但大刀阔斧推动公局事务改革，如修改完善原有章程，改公局经费“劝捐”为“筹款”，每年农历二月、十月定期筹资，从制度设计上缓解了公局运营经费不足的难题。

　　他又针对港府严厉执行房屋整改条例，令居住成本大增，导致离港华人一度达五万之多的实际情形，召开同人大会，呼吁居民向政府委派的调查组尽情申诉，以纾民怨。

　　对华商公局的内部管理，也有一系列改革。如规定华商行店，或华人在港有商务生意及楼房物业者，只要缴纳五元或以上“入局费”，每年再捐二元或以上会费，均可成为“同人”，大大扩充了公局在中下层商户中的“群众基础”。
　　同时，公局的重要事务与财政收支，一概交由各行商定期选举的值理人（任期两到三年）处置，尽可能做到民主、公开和公平。

　　刘铸伯再度请辞后，任劳任怨的“救火队长”陈赓虞，又一次出山。从1908年到1913年之间，他都以主席身份，主持华商公局会议和签发函件，期间继续推行局务改革，并努力承担华人商民与港英政府之间日常沟通对话之责。

　　自香港华商公会成立，到辛亥革命爆发、清朝全盘倾覆的十一二年间，中国内地的营商环境及政治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对香港商界亦有显著冲击。

　　尤其是民国草创后不久，自香港起步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在与北洋实力派袁世凯的政治角力中处于下风，内地自此陷入分裂动荡，香港则成为原先投资国内的海外华商，以及中国本土商人的双重庇护站。在港取得成就的华商，又有不少转而活跃于华南地区，以增强自身的政治资本。

　　时移势易，风云际会，1913年11月22日，香港华商公局最终改组为代表性更广泛的香港华商总会。

国防情

看帖回帖是美德！

中国Y字军

关注中~~~

兵网

在这里08681.com兵网营区环境内，让我们支持楼主，我们共同来盖楼吧！

兵网

支持下，兵心网08681.com不错

兵网

看到贴子，我们顶一下
军旅故事www.81.gs

兵网

在这里08681.com兵网营区环境内
让我们支持楼主，我们共同来盖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