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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重庆的青海同乡会
韩华（作者时任青海旅渝同乡会理事长）
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５年，青海有志的知识分子和一批受不了马步芳压榨的青年，纷纷跑出省外谋求生路，当时的陪都重庆就成了大伙的落脚点。有的去找工作，有的另谋上学。但这些人刚到重庆，人生地不熟，再加当时正值重庆挨大轰炸之际，法币贬值，物价飞涨，在渝工作的人虽有微薄工资也只可糊口，后去的青年学生则流落他乡，无依无靠，借宿无着，告贷无门。当时虽有青海同乡会之名，但实无同乡会址。故不论已有工作或临时去渝开会的人，对这些尚无归宿的青年学生，都是爱莫能助，一筹莫展。
在这艰难困苦之中，喜饶嘉措大师和邓春膏先生带领在渝工作的同乡们多方努力募捐。适逢马步青因公来渝，暂由物资管理局评价购销处工作的同乡刘景贤（原籍甘肃省）借出公款数万元，在嘉陵饭店欢迎并招待吃饭。后由同乡们再三劝募，总算捐以５万元了事。青海驻渝办事处处长赵就以此情电告马步芳，马以在渝的青海人数不少，且在各部门工作的青海人皆为有识者，不可忽视，当即以马呈祥和马继援之名义汇款捐赠１０万元（时法币１万元约值硬币１００元左右）。同乡会立即以此数还清债务外，购置砖瓦结构平房一幢和藤条桌凳一套。后乘刘华回西北督粮之便（当时刘华任粮食
部督导，向青海马步芳说明在渝同乡情况及同乡会成立事宜后，马步芳又捐赠２００万元。
重庆同乡会将这些捐款即购买成黄金２４两，以免贬值。并推选出在中央党部边疆党务处工作的杨质夫、王子桢、刘文雅、纳朝玺和等待机会上学的青年学生王正成，组成５人保管委员会保管，金票则由刘文雅保存。
１９４４年春，在重庆两路口的重庆新村购置平房四室一厅一座。此处系一幽静小村，左侧系美国顾问处，对面仅一庭院之隔为荷兰大使馆，右前方为宋庆龄公馆。地点适中，交通方便。于是大家积极筹备，重新成立和改选同乡会负责人。一切筹备就绪后，于１９４４年农历端午节正式成立“青海旅渝同乡会”，推选出喜饶嘉措大师为名誉理事长。理事长为刘华，还有多人为理事和干事。后来由于喜饶嘉措回青，名誉理事长由邓春膏先生担任。之后，邓春膏先生又调任为甘肃检察使后，再无名誉理事长。
在这一段较长的时间内，青海同乡会所起的作用很大。其宗旨是解决旅渝同乡们的升学、工作、住宿，及往来同乡们的迎送和向导事务，对经济十分困难的青年学生则给予少量的经济补助。如杨富林前往陕西上学，全部旅费由同乡会支出；由部队退伍来重庆找工作的士兵张民忠（民和人），常住同乡会，在同乡会暂做些零星杂工，在边疆党务处吃饭，由同乡会付出伙食费。每年举行一至 二次同乡会议。报告同乡的动态，还发放会刊，使大家了解同乡们的工作、学习等情况。还乘会议之机，大家集合起来聚餐一次青海家乡风味的尕面片；如果 会议在夏季举行，也由大家动手做成凉面、凉粉。因为都很穷，能在外乡吃上这样家乡风味的饭食，已是很不错的了，所以大家都喜形于色，吃的津津有味。
同乡会会刊的稿件和编辑印刷等工作，完全由有工作的同乡们义务负责编印而成。印出后分发给青海省党政机关和青海省图书馆，及关心同乡会的人们，另外还发给甘肃同乡会、陕西同乡会、宁夏同乡会（当时称陕甘宁青边陲为一家），此外还送给于右任先生，因为他很关心西北人的成长，常询问青海青年们的各种情况。
抗战时期，去重庆升学的青年学生很多，是外出求学人数中的极盛时期。凡家庭官位较高或家庭经济情况富裕的都上私费和半私费学校，如社会教育学院、重庆大学、中央大学等；凡家庭清寒者，则都上公费学校，如军校、警校、政治学校和政治学校分校等。由于青海政治腐败，教育落后，学生文化程度有限，但一旦被录取后，都是兢兢业业，刻苦钻研，力求上进。多少年来，从未听到过由于成绩差而退出学校者，更未听到有谁被校方开除的情况。从三十年代末期至抗战胜利为止的一些大专毕业的同乡，至今有些人还在政府部门或技术部门任职，为国家贡献了一定的力量。是时，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子弟（其中有的是王公、千百户的子弟），由青海省政府保送来渝求学，他们的经济情况一般都很好，人既憨厚朴实，又要求上进。
在重庆工作的同乡们，其单位主要分布在立法院、铨叙部、财政部、粮食部、中央党部、三青团中央团部、国防部军事委员会等部门。
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３年期间，是日本帝国主义轰炸重庆市最严重之期，每日警报频传，敌机隆隆，炸弹爆炸之声使人闻之胆寒。尤其是所谓“疲劳轰炸”，敌机一批刚去，又来一批，每当晴空万里。皓月当空的夜晚，更加猖狂。白昼黑夜轮番轰炸，房屋倒塌，人员伤亡，把一个山城重庆炸得惨不忍睹。大家的工作、学习、吃饭都成问题，牺牲在炸弹下的人不计其数。如铜梁县军分校被炸而牺牲的青海藉同乡张效岭就是其中之一。本人家兄韩璋在宁时因被一些特务分子谣传为“赤色分子”，而逃往重庆后遇难于菜园坝。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同乡们还是非常乐观，每当解除警报后，同乡们总要跑到一处聊上一会，谈谈各自在各处的所见所闻和当时的感受。
奇怪和气愤不过的是，当敌机临空狂轰乱炸之时，中国的飞机则无影无踪，敌机去后，中国的飞机才在天空露面，稍示飞行后就作罢了。中国人民是勤劳的，有坚忍不拔、顽强不息的民族性。敌机虽天天不断来炸，但坍塌了的房屋废墟上，在两三天之内便盖起了简易房屋。街道上仍然是一片喧闹的叫卖声。
重庆的夏天，气候非常炎热，是我国四大火炉之一，不但热，而且很潮湿，又为产米之乡，吃惯了面食的西北人，在饮食方面很不习惯，体力减退，营养不良，因而生病者很多。但年轻的学生们在这样的环境中仍坚持上学，努力学习，成绩并未落于人后。由于战争的灾难，半壁河山沦陷敌手，物资缺乏，生产凋蔽，人民受穷，所以除发国难财的达官显贵们外，一般的人民，在衣着上都很朴实，特别是我们这些穷学生们，只求温饱，平素所穿的大都是四川出产的五花布（土布），衣服打补钉乃是常事。有时从郊区进城，为了观瞻，互相借穿稍新一点衣服的大有人在。进城后，有时时间一长，肚子饿了，最多吃上一碗担担面已算不错的了，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生活，还是其乐融融。
同乡会也是同乡们临时避难之所，在当时大家还并未察觉什么，但以后在言谈中才知道同乡会为当时的白色恐怖起了一定的庇护作用。青年学生们的思想在当时各有所异,如沙坪坝纯系学府区，国共之争时有所闻，有时同乡们为了逃脱特务们的跟踪而避居同乡会。这里是一个很安全的所在，因为“重庆新村”的周围，所有邻舍不是外国人的驻地，就是宋庆龄的公馆，都有门警宁卫，所以我们同乡会也无形中占了便宜。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整个山城顿时沸腾起来。人们停止了工作，奔向街头，到处是锣鼓声、鞭炮声和叫卖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号外之童声，欢声一片，真是难以形容。四川人称所有外省人谓“脚底下人”，他们都叫嚷“脚底下人”从今后都要回去了，本地人的生活似乎今后会马上幸福起来。不打仗了，赋税也许要少一点了。同乡们也随着热闹起来了，所有同乡从四面八方汇拢在同乡会，把一座四室一厅的同乡会挤的满满当当。跳呀！唱呀，有的人竟放开喉咙唱起了青海花儿，吵吵嚷嚷，吃吃喝喝，一时人们喜悦激动之情经久不息。高昂的情绪竟然引起对门荷兰大使馆的不满、曾令秘书和门卫前来干涉。更有甚者由于我们人多，所买的酒少、烟少，只好在酒瓶和香烟上划上等分号争抢享受，这就更吵的不可开交，引来了大使亲自出动。由于语言不同，只好指手划脚，意思是让我们停止吵闹，而我们却回敬以哈哈大笑，他再也无奈何！右边小土坡上美国顾问处的外国人看着发笑，表以同情和理解；右前方较远的两层大楼内，宋庆龄夫人也在室内瞧着这一伙青年们热情庆贺之况，内心想也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吧？！
随着抗战的胜利，大家又掀起了还都南京的高潮，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岗位上忙于收拾还都的行装，同乡会逐渐冷清了下来。１９４６年年初，同乡们已开始大量迁往南京，而同乡会的房屋及一切用具也只好廉价拍卖。青海旅渝同乡会自此烟消云散，打算至南京后另起炉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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