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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派系在青海的斗争
薛文波（作者时任国民党青海省党部执委会委员兼书记长）
一
国民党在青海的正式活动，开始于１９２８年冬ＣＣ系的田昆山。田以甘肃省西路党务视察员名义，先成立办事处，旋又改为青海省党务筹备处，是为国民党在青海设置省级党务之始。后来为马步芳豢养的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马绍武，以国民党青海省党务特派员的资格，主办了青海党务。马既是ＣＣ系正派人物，又是马步芳的亲信，左右逢源，青海便成为ＣＣ系的重要基地之一。马绍武度量狭隘，虽是同一派系的人，利用马步芳的势力，也是矢志排挤，不遗余力。以致先后派到青海的ＣＣ系分子，都不能长久呆下去，纷纷离职。因之国民党中央对青海党务人员的派遗,一筹莫展。不久，特派员办事处改组为省党部，马绍武仍主其事，国民党中央想“以回制回”，派马焕文为省党部书记长。马是河北省定县回族，属于ＣＣ派系另一支张厉生为首的成社分子，即遭到马绍武和郭学礼、谢士英等的攻击，不久离青。其时朱家骅为染指青海，派王文俊为中英庚子赔款委员兼任青海设立的湟川中学校长，是为朱家骅系在青海活动的第一人。王是湖北人，留德学哲学。在办学期间，受尽了委屈。１９３４年３月，国民党中央改组青海省党部，朱家骅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派我任执委兼书记长，自然是在青海朱家骅系的一分子。朱家骅本是ＣＣ系骨干，由于从各方面招纳力量，便在国民党内部逐渐成了自己的一个新派系。朱家骅以不足与ＣＣ系陈果夫、陈立夫对抗，朱就联络接近蒋介石的权要人物戴季陶以自固，因之又称为戴朱派。
朱家骅是德国留学生，回国后一帆顺风，扶摇直上，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央大学校长，还担任过浙江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秘书长、组织部部长。他网罗的人物，大半是留德学生。当时戴季陶高唱“开发边疆”的调子，朱也亦步亦趋，并收揽了一些民族宗教人士。据我所知，有蒙古族的李永新，维吾尔族的艾沙、马赋良，回族的杨敬之、吴正桂和我。朱家骅既形成了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派系，自然引起了内在的斗争。在二陈看来，以朱自成一系，分庭抗礼，势必除之而后快。而朱以羽翼已成，不甘示弱，及时展开反攻。因之两系虽同出一源，却彼此倾轧，势如水火。积时一久，一谈到ＣＣ系就意味着是二陈直接领导的一个派系。朱家骅系的分子也就将自己一系来自ＣＣ系的老根子冲淡。ＣＣ系本是蒋介石最倚赖的派系，当时流行着“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可以想见其亲近和重要性。为什么蒋又让朱家骅出人头地，自成一系？原因是蒋为利于自己的统治，不惜以朱制陈，唯我是用，如果下面没有矛盾，倒使他不安于位。那时蒋的对外政策，也不是一味投靠美帝，还想走德、意法西斯路线。朱是留德学生，对朱的重视，也是倾向对德路线的启示。朱之得以自立派系，便成为蒋全盘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朱家骅为求政治上的发集，自然要与ＣＣ系对立。朱系的成员也为了自己本身的攀龙附凤，飞黄腾达，不惜摇唇鼓舌，各显其能。以致针锋相对，势不两立。某次朱的部下田培林对朱说：“陈家对我们施行压力。”言次非常气愤。但朱指责田说：“年轻的同志说分派分系，倒也罢了。像你这样的老同志也人云亦云，很不合适。”可以想见朱在与ＣＣ系对立中所取的政治态度。平时朱系为对抗二陈，往往与复兴社联成一气，壮大声势。它们彼此间的矛盾虽不因此而松懈，可是一遇到与ＣＣ系矛盾，便站在一条战线上。在青海出现的一件事实是：朱家骅系遭到ＣＣ系的攻击，复兴社立即合作，朱家骅系的王文俊出任复兴社分子为中心的三民主义青年团青海支团部干事长，就说明了朱系与复兴社的密切关系。
二
１９３９年我访问近东、中东各伊斯兰教国家归来，任军委政治部中校部附。经杨敬之的介绍，朱家骅批准我入中央训练团受训。并由曾养甫和梁寒操介绍，加入了国民党。朱当时兼任训练团党务处长，个别谈话中曾谈到艾沙等人都是他的学生，朱对我表示好感，我也就以他的学生自居。训练团结束后，任我为中央党部秘书处特种经济调查处的总干事。１９４０年１０月，组织部交际科长马赋良透露一个消息，他说：“朱部长打算派你到青海工作。”我一时感到这个消息太突然了。几天之后，朱家骅果然对我说：“派你到青海去。当然，在那里工作是比较困难的，过去派了几个书记长，都和马步芳处得不好，先后回来了。我想你去很合适。”我就回答说：“别人做不好，我也怕做不好，在青海我又没有一点人事关系，感到很孤单。”他没等我说完，就站起来说：“已经决定了。”不容分说，就把我送出客厅。过了几天，又叫我去谈话。我又提请考虑另外人选 ，朱很不高兴地说：“这是党的命令，必须服从。你只要把党的牌子亮出来，就很好。”还指出：“马步芳和中央貌合神离，要帮助他像个边疆大员的样子。”随后正式任命我为青海省党部执委会委员兼书记长。许多人都认为我只有一年多的党龄，居然一跃而为一个省党部的负责人，真是很少见的事情。我和一些回族朋友商量，认为西北毕竟是回族较多的地区，能够多住几年，可以打出一条回族活动的路子。有一位朋友说得更具体，他说：“马步芳是个回回，我们同族同教，不帮他还帮谁？”这个话确实打动了我。唐柯三先生还嘱咐我“少露锋芒，别叫嚷回族运动，以免惹祸。”当年１２月，我离开重庆前，组织部秘书主任王启江问我：“你对党义有无研究？”我说实话了：“没有好好读过，仓卒间想读也来不及。”这时朱家骅已打电报给马步芳，介绍我曾到过近东回教国家，以增加我的身价。以后我听说马步芳不过置之一笑而已。其时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理事长白崇禧也给我写了介绍信，并叫我去安心工作。路经兰州时，西北长官公署交通处处长拜伟介绍我见了朱绍良，朱对我说：“在青海工作要谨慎。环境固然困难，但个人的做法也有关系。马焕文去任书记长不能呆住，就是一个例子。”我到青海后没有受到欢迎，就住在原是一座古刹的省党部里。省党部的人员都有家，显得我孤凄单调。平时没有什么具体工作，时间就消磨在图书馆和湟中公园。早晚孤独一人，百无聊赖，这种恬静的生活，就像苦修僧一样。我看这种摆布，不过是使我受不了奚落，不想走也就走了。可是想起了白崇禧、朱家骅不要我老早就回来的嘱托，又怕朋友对我讥笑，就咬着牙根忍受下来。究竟怎么办？于是多次向省政府秘书长陈显荣接洽，要求见马步芳，不久马就接见了我。初次会面，看到马步芳留着伊斯兰教式的长胡须，穿长袍，戴回族惯用的黑缎平顶帽，简直像个伊斯兰教的阿訇。人们都说青海民族宗教气氛重，看来果然不错。他对我说了些客套话，我将白崇禧等的介绍信交给他。当时党政机关的负责人满座，马步芳态度洒脱，随说随笑问我：“朝过麦加圣地么？”我回答：“朝过一次。自己的宗教遵守还不够，将来再去一次。”马对我“再去一次”的说法，大笑起来。因为做为一个伊斯兰教徒，对朝觐圣地只有忠诚笃信。再去一次，就掩盖了严肃的意义。但在会见的整个过程中，还不是处于窘迫的僵局，我在思想上自然很轻松的。我既不能因环境难处而回去，就只有适应环境。我看到自己的服装和大家不一样，就把原来的西式皮大衣和水獭帽换成兰哔叽制服和藏羔皮冬帽。一举一动，也模仿着他们。开始还不习惯，日久成为自然，这就从服装和行动上与大家打成了一片。我表面上是这样的装憨，事实上随时检查自己，警惕自己，更加小心翼翼。马步芳渐渐察觉到我的言行谨慎，观感一新。我由初来很难见到马步芳，转化为经常可以接触，并且与省政府委员、厅长混在一起。朱家骅系的王文俊也不那么孤立，我从中替他做了些工作，每逢召开大会或宴会时，王也被邀参加。朱家骅为壮大自己在青海的派系，发表王文俊兼任省党部执行委员。王与朱家骅的关系比我密切，我帮了他，他也帮了我。我有些事不好向朱直接说，王却替我转圜。有时我遭到非议，王为我遮风挡雨，得到了朱的谅解。
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两句话：“以党统政，以政统军。”其实这是一种讥笑的说法而已。特别是青海的实际情况正好倒转过来，枪杆子的力量高于一切。马步芳是唯一的独裁者，所有重要部属，都是他在军队中培植起来的。省政府的委员和各厅厅长，是马步芳一手保荐的，国民党中央不可能另派一个人来。虽有个别人来担任厅长，也是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渠道和渊源。省党部领导人员，名义上国民党中央派遣，实际上也是由马步芳控制，既不能与军队骨干相比，也与省政府人员有很大的悬殊。在我任省党部书记长期间，似乎与厅局长处于同等地位，但仅仅是个表面现象，聊以备数罢了。因此有些人不甘寂寞，虽想挤到省政府去，那是极不可能。因为那些地位不是随便安排人的。马步芳是省党部执委会主任委员，他不经常到省党部来，可也不是大撒手不闻不问。处理重要公文的时候，必须要向他请示，得到他的点头。他没有固定性的办公时间和地点，只是一听到主席办公，我便收拾公文，急忙跑到预定的地点，或是省政府，或是军部，或是其他地方。此时各部门的负责人，按着次序，将应办公文内容读给他听，根据他的意见，一一写好，然后签上他的私章，归来后再分别处理。省党部的经费，每月由国民党中央直接汇出，但由马步芳控制的军部财政单位经手，然后转到省党部。我们只是领自己的工资，无权过问全部经费，也不敢过问这些事。我的处境虽比初来时好得多了，但没有摆脱内部人事的排挤。当时省党部只有我和王文俊是属朱家骅系的，大多数是ＣＣ系分子马绍武、谢士英、郭学礼、李洽、翟玉航等。除翟是田昆山的部下外，其余出身于中央政治学校，以马绍武为首脑。我和马派系不同，由于都是回族，初期相处还好，否则早被排斥出来了。李洽、谢士英挟有回、汉成见，对外来的派系不同的回族书记长，看成眼中钉，不断造谣中伤，我只得泰然处之，免却了滋生事端。马绍武是执行委员，同时抓住监委会工作，自立一个办公室，依靠亲信，随时在盘算我。大部分职员是ＣＣ系分子，或接近他们的，只有极少数人超然无派。省党部工作既为ＣＣ系包办，我这个书记长就成了孤立无依的光杆人物，无能为力。事情还不至此，又引起了另外的奚落，省政府公然通知我每天早晚带省党部成员到小教场（今省人民政府）举行升降旗礼。后来马步芳停止了我们这个风雨无阻的差使。时间长些了，我的社会地位有了变化。那时青海政治局面的特点，谁能接近马步芳，谁就能活跃起来。马绍武想不到我和马步芳的关系由冷淡而亲近，更引起了ＣＣ系对我的戒备心理。我为什么做到了这一步，主要是向国民党中央送工作报告，或对外通信，一贯是替马步芳吹嘘，从来不说他的坏话。那时省政府秘书处派员经常检查邮件，积时一久，马步芳觉察到我的作为，对他有利而无害,开始信任了。我就听到马步芳对人说：“老薛是个好穆民，是我们团体里的人。”说真的，我的主导思想是，国民党中央利用我“以回制回”，我却做到了“以回帮回”。更重要的是，马步芳知道国民党中央内部有派系的倾轧。马绍武自恃在中央和地方之间举足轻重，未免恃宠而骄，使马步芳恐其故弄玄虚，老大不安。现在朱家骅系的政治路线在青海对抗ＣＣ系，显然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乐得为我所用。这也说明朱家骅系在青海不能发展和难以发展的情况下，才得到存在和活动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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