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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家峪，是地处遵化市地北头镇一片村庄的统称，其中包括鲁家峪大庄、东峪、西峪、北峪、龙宝峪、井峪、臻子峪等7个行政村，13个自然村，号称“九沟十八峪”。这里群山绵亘，森林覆盖，沟谷纵横，地势险要。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曾经把这里作为冀东的活动中心并开辟为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早在1927年，我党就在这里建立了党组织。著名共产党员张明远、杨春霖领导丰、玉、遵农民开展反“旗地变民”的斗争，组织玉田农民暴动时，这里曾是重要的活动基地。1938年7月，在震惊中外的冀东抗日大暴动中，著名爱国将领洪麟阁又在这里拉出了一支暴动的骨干队伍。1939年底，党又在这里建立了丰玉遵联合县委。 1940年，由著名抗日将领李运昌、徐志、耿玉辉等率领抗联七队来此开辟抗日根据地，在冀东乃至华北抗战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不仅成为冀东中部抗日斗争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和“大本营”，而且把盘山、腰带山紧密地连接起来，使三个地区的游击站互相配合，成为长期坚持抗战的重要阵地和联系东西两块游击根据地的重要枢纽。
鲁家峪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养育了我党大批抗日军政机构和人员，为革命输送了数十位地、师级以上干部和军人。日本侵略者多次对这里进行残酷围剿。1941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鲁家峪大惨案，1942年又实行了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千百名抗日军民以身殉国。这里是冀东抗日斗争史上最突出、最主要的纪念地。
提起我们46军前身的革命斗争史，就使我深刻怀念抗日根据地――鲁家峪。
水果乡变成战斗前哨
鲁家峪，属河北省遵化县管辖的丰（润）、玉（田）、遵（化）三县接壤地区，是燕山山脉南端的一个村。它的面积，南北20华里，东西18华里，其中含大庄、东峪、北峪、西峪等18个峪，有九沟十八峪之称。在抗战初期，大庄有四条大街，居住着七、八百户。其他几个峪，多则几十户，少则几户，对外统称鲁家峪，对内则称大庄和某某峪。该村，群山环绕，峰峦耸立，地势险要，洞穴成行，沟壕纵横，真是藏龙卧虎之地。鲁家峪的人民，勤劳勇敢，用汗水培育起来的果林覆盖着整个山村。这里，盛产苹果、核桃、柿子和红果等，人称水果之乡。群众生活收入主要依靠经营各种果木，一般来说日子过得还可以。但日寇侵华打破了鲁家峪的宁静，这个水果之乡变成了战斗前哨。
疯狂毒辣的日寇所以对鲁家峪恨得咬牙切齿，因为鲁家峪是有革命斗争历史的村庄。该村在1927年春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支部，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是李有全同志。同时，还成立了农民协会。在我党领导下，1927年11月初，由于方舟、杨春林、张明远和解学海等同志领导的玉田、遵化两县农民武装暴动的农民革命军三、四百人，就住在鲁家峪。当天晚上，农民革命军去东峪收缴地主恶霸刘玉梨组织的反动民团的枪支，因民团预先发觉，刘玉梨连夜勾结玉田县民团头子吴殿三和丰润沙河民团，在次日拂晓包围了鲁家峪大庄西街农民革命军的住地。从天明激战到下午三时，农民革命军因兵力少和缺乏作战经验，导致最后被敌人打散，七人牺牲，于方舟、杨春林、解学海和刘自立同志突围后不幸被俘，押解到玉田县被敌杀害，壮烈牺牲。农民革命军领导人张明远同志在西街被贫农李有佘的母亲藏在大缸里，才脱险。以后，他又收集失散人员一百多名，组织起来继续坚持斗争。1938年夏,冀东20万工农大暴动时，八路军宋邓支队和抗日联军也都住过鲁家峪，该村有一百多人参加暴动部队，我哥哥巩鹏飞就是这次参加了李楚离、洪麟阁领导的抗日联军，后来在战斗中牺牲了。该村自1939年就建立了村政权，组成了报国队、妇女会和儿童团的抗日组织。1940零年1月1日冀东区党委分委在遵化县城西阁老弯村召开会议，李运昌、包森、李子光、刘诚光和王少奇等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正式确定鲁家峪为冀东中部抗日根据地。
鲁家峪这个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后，便成为冀东中部人民抗日斗争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在党的组织领导下，教育、鼓舞人民万众一心、同心同德地开展了伟大的抗日斗争，并为抗日组织培训了500多名地方党政和军队的初级干部，成为冀东抗日的领导骨干。
鲁家峪还是冀东抗日的后方基地。在这里，先后建立起兵工厂、修理厂、炸药厂、被服厂、染厂和军械、军需、粮食等各种仓库，制造了大量的手流弹，修造了大量的枪支和火炮，缝制了大量的被服、鞋袜，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武装斗争。分区卫生部经常驻在这里，在该村建立了卫生所，先后养治了1600多名八路军伤病员，涌现了许多感人事迹和模范人物。卫生所没有病床，伤病员都住在老乡家里。东峪辛义芬家经常住有六、七名伤病员，前后在她家养过伤的就有200多人。她家五口人，她和她的婆母就象照料自己的亲人一样地照料伤病员，给他们喂饭、端水、洗脚、接屎、端尿，她家本来生活很困难，但她能把仅有的一点细粮、鸡蛋给伤病员吃。辛义芬的公爹、丈夫和小叔，都经常轮流着给伤病员站岗放哨，并在家里挖了地洞，作为伤病员藏身之处。伤病员身体稍有好转，就帮助老乡打柴、担水、做零活和帮群众学问化，所以，伤病员们康复归队时，人民群众个个双眼含泪、难舍难离；指导员也都表示归队后英勇杀敌，报答亲人。鲁家峪人民热爱子弟兵，子弟兵和鲁家峪人民心连心，整个山里呈现着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共击日寇的热烈场面。人民政府的报社也设在东峪，为宣传教育冀东军民，在这里编印了《尖兵报》、《报国时报》、《冀东战报》和《坚持》等大量报物，及时向冀东军民传达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和振奋人心的胜利消息。
因此，万恶的日寇在鲁家峪周围建立起七、八个据点，包围封锁该村。但由于鲁家峪村庄大、地势险要、复杂，又时常驻有八路军，所以敌人兵力少了是不敢来的，即使几百人到这里来围剿，也不敢住在这里。
1939年冬，李运昌司令员就带领部队来鲁家峪开展抗日工作，冀东区党政军的其他领导人包森、李楚离、刘诚光、张明远、周文彬和丁振军同志也时常住在这里开会、研究部署抗日斗争任务。
1941年1月的一天，李运昌司令员率领机关人员来到鲁家峪。王各庄日军据点派出的特务，化装成探亲的也跟来该村。但是，鲁家峪是个敌特密探站不住脚的村，这个特务一进村就被群众捉住了，交给了分区司令部侦察科长王文龙同志。经审讯，他承认了被派来探听八路军的情况。因当时凡牵扯到军事机密被盗都从重从快处理，所以王科长将刘仁晋同志和我叫出去说：“你俩都是这村的武装班长，今夜这个特务就由你俩把他处决了吧。但要到王各庄附近去处死，以免暴露我军的目标，并把特务的耳朵带回一个来。”我们按照王科长的指示处死了特务。
政府人员常来往
地、县、区的领导同志也经常到鲁家峪来开会。1940年冬季的一天，冀东区党分委领导人周文彬、丁振军同志带着几名警卫员，夜间来到我们村办公室。丁振军专员问我：“办事员在不在？”我说：“不在。”他说：“你马上给我找来，我有急事！”我说：“现在是夜间，又因敌情紧，不知他在那里住。”他更严厉起来，说：“你找不到办事员，就叫警卫员把你绑起来！”警卫员看着我，我看着警卫员，他们谁也不动手，因为他们知道首长是不会真绑我的。我说：“首长，你若把我绑起来，有许多事，就不好办了，一是你的住房、派饭没人去办了；二是有敌情没人报告了；三是更找不到办事员了。”首长看了看我，笑着说：“好吧，我们先住下，明天你一定把办事员找来，我有急事要办。”第二天清晨，我就把办事员领到他的跟前。
――这是我接待地方首长感到紧张的一次，至于很平常的接待，那就有很多次了。
易守难攻
鲁家峪虽这样令人瞩目，但却交通不便。该村只是西、南处有大路，其它方向都是山间小路，村南有一座大山，叫大刁山，高四、五百米，坡陡难攀；村西有一座堡子山，高三、四百米。这两座山顶上均有石头垒的一人高的石围子，据说是古代占山为王的寨主，为防御官府军的进攻而砌的。这两座山都是易守难攻的至高点，是鲁家峪西面和南面两个主要方向的自然屏障。
1941年农历正月十六日，李运昌司令员率领12团、13团各一部住在鲁家峪和果各庄。第二天的上午，住玉田县的日军由楠木大队长率领流沙河、朱官屯和王各庄等三个据点的日伪军共一千余人，兵分两路，从西、南两面夹攻鲁家峪。
我13团3营住在西大街，便派一个排坚守堡子山。敌我双方激战了一天，我全体指战员打得英勇顽强，多次与敌展开肉搏，击退鬼子十多次冲击。但因该排大部伤亡，阵地失守。13团3营营长耿玉辉同志见阵地失守，立即组织部队反击，一阵猛打猛冲，战士们冲上山顶与敌展开了白刃战，经过激战终于夺回了战地，日本鬼子不甘心失败，又多次反扑，企图夺回该山，均未得逞。在这个阵地上共毙伤伪军一百多名。
12团一部住在前大街，也是派一个排坚守大刁山。敌我双方也激战一整天，敌始终未能攻上该山。
当时，我们在山头观战时，看的清清楚楚，坚守这两座山的我军指战员真是英雄好汉，杀得敌人尸横遍地。两处加起来，共大死大伤鬼子二百多人。在这次战斗中，鲁家峪人民的支前工作也干的很出色，大伙在枪林弹雨中，冒着生命危险，把面饼和开水送到阵地上，送到战士的面前，并负责抢救和转运伤员，对鼓舞部队的士气、保证战斗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夜10点左右，我部队冒着大雪向果各庄、林头屯方向转移。走到林头屯，又与鬼子遭遇。当时我是给12团2连带路的，走在最前面。鬼子的歪把子机枪子弹，打的战士身上的棉衣都起了火，子弹在头顶上“吱、吱”直叫，有几个战士倒在我身边，我也赶紧趁势卧倒在地，我们以猛烈的火力还击鬼子。鬼子离我们很近，却未敢再动一动。我们部队以一部分作掩护，主力向东转移到常峪村去了。
1941年的农历正月十九，也就是日寇夹攻鲁家峪遭到沉重打击的第三天，驻唐山日军米古带队，并纠集遵化、玉田、丰润、流沙河、猪官屯、王各庄等据点日伪军数千人，再次包围、进攻鲁家峪。这次敌人来的企图：一是寻找我军主力进行报复；二是摧毁鲁家峪根据地的一切设施、组织；三是抓捕我村干部，破坏我村政权。
这天早晨，天刚朦胧亮，立在大刁山和堡子山上的消息树倒了。这是报国队站岗人员发出的“敌人来了”的讯号。
我在办公室问讯后，立即叫高万盛同志通知群众赶快进山，然后，我们向东峪走去。此时，敌人已包围了鲁家峪大庄，开始搜查、抓人，有七、八百名未来得及进山的群众被敌人驱赶到龙王庙的大赶河套里，然后架起机枪，端着刺刀，把群众包围起来。鬼子先将男青壮年集中在一起，把他们全身衣服剥光，逐个查看他们身上有无疤痕。在数九寒天，人们赤身裸体地站在大雪地上一个多小时之久，有的冻麻了，有的冻僵了，栽倒在地，敌人的赤身检查无结果，便又逐个进行审问。
米古，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带有一群特务、翻译来到人群面前。他先装成一副“文明和善”的面孔，向群众表示：“皇军是帮助老百姓消灭八路军的，将华北建成幸福的乐土。说出谁是八路、村干部，皇军有赏∙∙∙∙∙∙。”
人们听了，个个横眉冷对，怒视着敌人，无人答腔。鬼子米古见人们不听这一套，有点发怒了，但又马上收敛，慢慢地走到一个中年妇女的面前，伸出大拇指说：“你的大大的好人，谁是八路、村干部？”见这妇女一言不发，他就与翻译交头接耳地嘀咕了几句，于是翻译就逼着这个妇女在人群中走来走去，若认出八路、村干部就点一下头。结果，押着她走遍了人群，她也未点头。米古气急了，就狠狠打了这个妇女，并向鬼子、特务和伪军一起下了命令，见到可疑的拉出来就打。就这样，敌人用木棍、枪托和皮鞭，毒打了30多人。刘忠顺等十几个人被打得头破血流，伤势很重。但在场的七、八百群众却没有一个怕敌人威逼毒打的，没有一个报密的。米古疯狂地抽出洋刀，恶狠狠地喊到：“说不说？不说就烧你们的房子，把你们统统地赶走！”于是，敌人穷凶极恶地分头到四条大街烧房子了，人们眼看着自己的房子被日寇烧着了，个个心底里燃起了复仇的烈火。
大火，整整烧了三个多小时，到下午太阳快落山了，敌人才撤走。我们跑回来，在街上看了看，全村除剩下几间砖瓦房之外，全部烧光了。我回到家里一瞧，四间房子烧落架了，还在冒着烟；到牲口棚一看，也全烧了，小毛驴烧得象糊家雀一样。这时，我父母和哥嫂也都回来了，父亲对我说：“咱们快回去看看粮食烧了没有？”一看，柴禾垛成了一堆灰，把埋在柴禾里的粮食扒出来一看，都烧糊了，不能吃了，又扒开炕洞，看看藏的衣物，也都被考的不能穿了。我急忙和高万盛同志又走访了几家群众，他们和我家一样，都被烧得很惨，都说：“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和种子都烧光了，可怎么办啊？”
我们政府对坚壁清野曾有过指示，但群众没有经验，就把粮食、衣物和工具等藏在柴禾垛里、顶棚上和炕洞里，结果都被烧光了。在当天晚上，本区区长大华和丰、玉、遵联合县政府的县长胡光同志先后来到鲁家峪大庄，召集了前后街的办事员、武装班长和管粮食的村干部开会，向被害的群众进行慰问，据了解，敌人烧房子还烧死了李贵禄、李贵祥的母亲和李贵凡的小闺女等九人，又30多人被毒打，被烧的房子1951间，烧死的大牲口20多头、所有的粮食、衣物和生产工具都被抢掠、焚烧一空。
我地方政府很关心群众生活，救济了一些粮食、衣物和被褥，组织了受难群众的自救，使绝大部分群众在自己院内搭起了草棚，有的没被烧的牲口棚、猪圈等改造成临时住所。
通过这次沉痛的教训，群众对日本强盗的认识更清楚了，对敌人更恨了，因而抗日群众工作更进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日军二烧鲁家峪
1941年5月，全地区的主力部队和游击队主动出击，到处打击敌人。5月1日，12团在玉田县的渠梁河伏击日伪军，打死日军大尉南木铁雄及日伪军150余名，打伤200余名。5月下旬，敌人调集两个师团，连同伪军四万余名，号称“十万精兵”对冀东我根据地进行大迂回扫荡。旧历六月二十二日（七月十六）早晨，日伪军二千多名又向鲁家峪进攻。李运昌司令员率12团正住在这里，发现敌情立即向堡子山、大刁山和大庄部署兵力，还击敌人。战斗进行到中午，我军放弃了这两座大山，撤出大庄，向北转移。又是我给部队带路，到了白草岭分区司令部，见到李司令员在那里，并碰到了我很熟悉的王文龙科长。他对我说：“大庄的房子原先被敌人烧了大部，这次又被敌人点着了，北峪、东峪也被点着了火，你就跟我们走吧，还给你发一支德国造的‘金机满槽’。”随即，他就叫警卫员代士仲把枪递给我。正在此时，日本鬼子从左边迂回上来，距我们只有百八十米。我警卫部队马上迎上前去顶住了敌人，并与敌人展开了肉搏。司令部便立即转移，我随着经过一夜的行军，到了迁西县的三十二岭一带活动。我就是这样参加了八路军的。
过了半个多月，王科长派我回到鲁家峪送信，并在那里负责搜集、传递情报。回村后，我才亲眼看到大庄上次没有被烧的几十间砖瓦房，这次是全部烧光了，新搭起的棚子、改的房子也全部被烧光了，还烧了东峪、北峪的部分房子，情景比“一烧”惨得多。这次群众接受了上次被抓的教训，都安全地进山了。
1942年，是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这一年里，敌人在冀东地区从4月1日至9月进行了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从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展开了进攻。在军事上采取大兵团行动，寻找我主力作战，用合围和驻剿相结合的战术，企图消灭我冀东八路军，摧垮我冀东抗日根据地，并在我根据地周围和我军活动地区实行沟壕碉堡政策，制造无人区，以限制我军行动，在政治上搞蚕食政策，妄图把我根据地、解放区的党组织、地方政权和抗日群众组织全部毁掉。在经济上进行封锁，破坏我根据地的生产和生活。
1942年4月上旬，驻唐山日军第27师团队长铃木启久下令叫玉田、朱官屯的日军日野原松市大队长率领日军4000多名，对鲁家峪进行清剿、讨伐和“剔抉”搜索。从4月16日至 5月2日，日伪军进驻鲁家峪的大庄和各峪达半月之久，杀害我干部、伤员和群众360余人，除了西峪的阎王峪之外 ，其他各峪的房子全部被烧，共有1400多户的房子化为灰烬。直到现在，鲁家峪的老人们谈起日寇四月大屠杀的一桩桩一件件血腥罪行，无不毛骨悚然，记忆犹新。
壮烈牺牲的六名好汉
因马成金的叛变（原八路军供给处工作，原名杨连甲），向日寇供出了他知道的鲁家峪的一切秘密情况，使鲁家峪遭到了更大的灾难，八路军的后方设施、分布，村干部的情况，甚至地形、山都被敌人了解去。
鲁家峪大庄前街的武装班长高万盛同志是个麻子，后街武装班长李有凡同志给他母亲戴孝，敌人都知道了。所以一进庄，就抓麻子、抓戴孝的人，胳膊上的黑布可以摘掉，可是麻子怎么办呢？敌人在搜查时，从群众中抓了八名麻子。其中两名上年纪的除外，六名青壮年麻子，经过半天的灌凉水、压杠子等严刑审讯，没有一人暴露高万盛和其他秘密的。最后，这六名同志在日寇的屠刀下都光荣的牺牲了。其中，就有我的亲密战友高万盛同志。他被捕之后，始终装哑巴，无论敌人怎样严刑拷打，都没有使他其他屈膝。日本鬼子把明晃晃的战刀放在他的脖子上，他仍是沉着的一句话也不说。他，第一个被杀了，但日寇仍不知道他是高万盛同志。其他五名同志也一直不肯暴露一点情况，如被抓的还有刘井春同志，他是个大个子，性子又烈，敌人对他的拷打最重，问他谁是武装班长，他总是说：“不知道！”最后，被日本鬼子用战刀活活砍死。
“烈士井”
日伪军在鲁家峪驻剿半个月，村里的人大部分都到山沟、钻到山洞里去了。敌人搭起帐篷住在各峪，大庄就成了日野原松市大队长的总指挥部。我家院旁有一口土井，深七、八米，井底旁边有一洞，是藏地瓜用的，但敌人不知道井内还有洞。
敌人把从各峪山洞里搜出的人，见其可疑的就带到我家院旁土井边上，严刑审问是不是八路和村干部？兵工厂、仓库在哪里？等等。如不回答。就大刀一砍，往井里一推。就这样，在这口井上先后被砍死李自胜、李友正等11人。这些人，没有暴露一点秘密的，都壮烈的牺牲了。另有一名叫张俊金的报国队员，也被抓到这里，经严刑拷打后，他也不肯说出半点情况，敌人把他拉到井边，刚举起刀来要砍，他猛的把身子一纵，咬住敌人之手，被旁边日寇踢入井内并之向井内开枪，他身受重伤。敌人撤走后被救。日本投降后，国际法庭在辽宁抚顺审判战犯时，邀请张俊金同志出席参加审判战犯的大会上激愤发言，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华时在鲁家峪犯下的滔天罪行。
影壁山的斗争
影壁山位于鲁家峪大庄正北六华里，属北峪管区，该山周围有几十个能藏身火石洞，能藏几百人。这种洞，高不过一米四、五，宽不过十四、五米，洞深有的几十米，有的几百米，有的年久倒塌，不能进人。军分区的后勤工厂、仓库，大多设在这里，工作人员和物资也大多藏在这里的石洞中。
4月28日，敌人开始搜查影壁山的石洞。因为敌人不敢进洞，就先用毒瓦斯向洞里熏。熏的时间长了，洞里的人坚持不了，就爬出洞外，敌人把出洞的人都抓到北峪张景森的大院内，院内放着一张八仙桌、几把椅子，摆着各种刑具。日军小队长佐佐木，手持东洋刀，满脸杀气的坐在椅子上，对站在身边的翻译“乌里瓦哇啦”地讲了几句，翻译便对被抓的人说：“谁是八路军、村干部，说出兵工厂的地址，就没你们的事。如果不说，就别怪黄军不客气！”
人群沉默着，沉默的一点声响也没有。是人群里真的没有八路军和村干部吗？不，大庄武装班长李有凡就在其中，早有人告诉李有凡“敌人在抓戴孝的”，他就把黑不孝箍摘掉，塞在洞的石缝里。同时，在被审训的人当中，还有村干部于品丰、刘恕、刘宝和等。但敌人百般引诱和拷打审问，谁也未暴露他们的身份。
“你的，是村干部？！”佐佐木见到大庄村武装班长刘宝和有些怀疑，便把他从人群里拉来出来审问，刘宝和沉着的说：“不是，我是教书的。”翻译就问群众：“他是不是村干部？”群众异口同声：“不是！”敌人就毒打刘宝和，但也没有使他屈服，最后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挑死了。
“谁是八路，兵工厂在哪里？！”翻译在人群中一把抓出共产党员、村青年报国队员李有章同志。
“不知道！”李有章怒视着翻译说。
佐佐木见李有章横眉冷对的样子，就凶狠地说：“把他押到后院，重刑的让他享受享受！”
李有章被两个鬼子押向后院走，路过正房的过堂屋时，他见锅台上放着一把菜刀，就灵机一动，猛地抄起菜刀来，一刀砍下了一个鬼子的半拉脸，顺势又一刀砍伤了另一个鬼子的胳膊，最后他被鬼子杀害了。
佐佐木见无人供出他需要的情况，气得发狂了。不论男女老少，拉出来就用毒刑拷打。更为甚者，是日本鬼子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的场合，将北峪于长合、刘庆龙两人的怀孕妻子轮奸后，用刺刀剖腹取出婴儿作乐。人们对这群野兽恨得咬牙切齿，个个心理燃起冲天的怒火。
宁死不当俘虏
鲁家峪的南山口有座馒头山，山上有个大石洞，洞里隐蔽着地方工作人员和群众数百人。其中，有冀东区人民武装部第二区队长王文龙（原军分区二科科长）和丰润的宣静宜同志。
日本鬼子队长杜边带领几百名日伪军，先从义王庄抓来梁德鲁和庞永海两位老人，然后一起来到馒头山石洞跟前，逼着两位老人去挖开洞口，老人们不肯动手，伪军就用枪托打他俩，他俩就怒骂伪军丧尽天良，当即被敌人打死在洞口。
敌人先在洞口看守了几天，并边看守边用毒瓦斯熏，认为洞内饭食和水都用完的时候，群众便会出来就擒。谁知，洞里的人们饿死也不肯出洞。王文龙、宣静宜和李云等12名党、政、军干部以及群众190多人，宁死不当俘虏，最后壮烈牺牲在洞内。
敌人见没有人肯出洞，就又用更大量的毒瓦斯向洞内熏。不久，真有一股人群从洞里走出来。日本鬼子在洞口正沾沾自喜、自我欣赏他们这一套果然灵验的时候，不料走出洞口的人群中，竟冲出一名我区小队长德山同志，他乘人多混乱之机“叭！叭！”两枪，打倒面前的鬼子，而后象猛虎一样重出敌群、飞快的向山下跑去。发懵的敌人再向他开枪时，他已脱离虎口，只身搬兵去了。
“烈士洞”的七天七夜
狐仙洞（现改名为烈士洞）位于东峪鸡冠山的西侧，也是一个自然山洞。这个洞，我小时侯曾进过几次，洞口有六、七米高，宽约二米，进洞十多米处是一个大洞，高十多米，象一个大厅，可容纳百余人。再向里走过一段一人多宽的石缝，还有一个象大厅一样的洞，再往里仍是一段石逢，过后又是一个大洞，比第一个大，比第二个小些。再往里面，就不清楚了。据说，有人带着四支蜡点着往里钻还没有钻到头。
在1942年4月的日寇打扫荡中，有些伤病员、地方工作人员、本乡和外村的几百人钻进了狐仙洞。但由于叛徒马成金的告密，敌人才知道此洞里有人。驻大庄村的日军总指挥野原松市大队长令驻东峪日军小队长安本带领了一个排的兵力搭起帐篷住在该洞口。
“这个洞子，人的有？”安本指着洞问马成金。
“有，有，人的一定有，∙∙∙∙∙∙”马成金低三下四地回答。
安本便命令几个伪军将洞口拆开，把石头搬掉，然后又对马成金说：“你的进去看看！”
“啊！我∙∙∙∙∙∙”马成金顿时吓的面如黄土，险些瘫倒在地。
“你的怕？”安本两眼园瞪，用枪对着马成金。
“不，不，不怕∙∙∙∙∙∙，我去∙∙∙∙∙∙”马成金边走边哆嗦，刚进洞口，就被守卫在洞口的军区司令部的叶奎同志“叭”的一枪，可惜打偏了，这个狗汉奸尖叫了一声，就拖着受了伤的左胳膊逃出了洞口。
安本知道洞内确实有人，便让他身边的特务向洞里喊话：
“出来，出来！不出来就把你们都熏死、炸死在洞里！”“∙∙∙∙∙∙！”
过了一会，鬼子见没人出来，就下令往洞里放毒瓦斯，一股辛辣的毒气钻进洞内，呛得人们透不过气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声和孩子们的哭叫声，令人心碎。叶奎和梁志民同志赶快组织人们用毛巾浸湿捂在嘴上防毒。
“你的，快说实话，洞里有多少人？多少八路军？”在安本指挥下连续向洞里熏了好几天，仍不见效果，便把气都出在从洞口出来的六旬老人李现的母亲身上。
“不知道！”李母坚定的回答。
“啪！啪！”安本给李母两个重重的耳光。她晃了两晃，险些跌倒在地，但能勉强的站住了，继续说：“不知道，打死我也不知道！只知我自己应该宁肯被熏死，也不该出来送死！”
安本指挥特务又给李母一阵毒打，打的她嘴里淌出了鲜血。李母镇静了一下，见面前打她的是狗特务，便“呸！”了一口，鲜血喷到特务的脸上。她骂到：“你还是中国人吗！为啥帮鬼子杀中国人？你闻闻自己身上还有没有点中国人味？！”鬼子、特务们更加恼羞，便把木棒象雨点似地落在已被打倒的李母身上，李母还是大骂不止。安本一见从李母身上捞不到半点东西了，便抽出洋刀刺死了这位善良无辜的老人。
敌人看守洞口整整七天七夜，向洞内施放毒气十多次。到第七天下午。鬼子见洞内仍没有动静，便逼赶着特务在前领路，进入洞内。
因洞里活着的人，有的向洞里钻到深处，有的隐蔽到石缝里、黑暗旮旯处，并作了伪装。所以敌人只搜查到20多具尸体和两支被破坏了的枪支，便认为洞内的人全被熏死了，就撤出洞来，随后用炸药炸毁了洞口。天黑前，撤回了东峪。
敌人走后，政府及时派人把洞口扒开，抢救出几十名伤员、地方政府人员和群众。为纪念这次惨案中牺牲的同志和群众，当地人民政府把狐仙洞改名为烈士洞。
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罪行，是无法用笔来写的。八年来，中国人民多少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完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它是中华民族史上一次空前的浩劫。我的家乡河北省遵化县鲁家峪村，再几年之内前后多次惨遭日寇围剿，日寇实行的杀光、抢光、烧光政策，共杀害我抗日军政民人员八百多人，烧毁房子四千多间。我的家是千百万受害者之一，我母亲就是被日本鬼子用毒瓦斯活活熏死在山洞内的；我的三哥巩鹏飞是被日军打死的；我身上七次负伤致残。在鲁家峪像我这样遭受日寇杀害的何止我一家？可以说是家家都有一本血泪史，人人都有一颗复仇的心。日寇妄图以“三光”政策摧毁这个抗日根据地，但鲁家峪人民没有屈服，他们从血泊中爬起来，掩埋了英烈的尸体，擦干了身上的血迹，满怀复仇的烈火，又走上了抗日的战场，继续英勇杀敌。以上这些斑斑的血泪史，使我始终难忘，思想起来仍然义愤填膺，心情难以平静。而如今日本极右势力竟恬不知耻地歪曲历史，否认侵略，美化侵略罪行，妄图恢复军国主义，走侵略的老路。站起来更强大的中国人民是绝不会让其野心得逞的。谁敢胆大妄为，注定逃脱不了失败的下场。
注：巩玉然原籍遵化县鲁家峪（大庄）人。1941年参加八路军，离休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46军副军长。离休后在山东省维坊市干休所。于2004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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