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阜平贫困县经习近平探访后注资3亿扶贫 远超20年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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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傍晚，骆驼湾村民王宗兵一家的全家福。董小路 摄

　　 编辑：兵网    原标题：阜平新脱贫运动

　　习近平探访后，河北阜平成扶贫“特区”；当地将注入3亿资金；以前失败的养羊种树产业仍被作为此次脱贫的主要思路

　　元旦前夕，革命老区阜平成为习近平总书记探访贫困的第一站。顶着国家级贫困县帽子多年的阜平迎来了脱贫新机遇。河北各方及相关扶贫机构提供年均3亿元的扶贫资金，这一数字是阜平过去20年全部扶贫资金总和的1.5倍。

　　阜平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脱贫运动”。但以往扶贫面临的困境依然存在：政府制定项目，农户被动接受。项目水土不服后导致返贫。简单输血之后，后续支持缺失。这一次，外界不同寻常的关注和大量资金注入带给阜平脱贫怎样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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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习近平对骆驼湾村村民说的这句话，温暖沉着。面对黄土般的贫困，需要信心去改变。

　　在标志一年开始的元旦和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选择了河北与甘肃的贫困县，分别属于燕山-太行山和六盘山区连片特困地区，探访“真正的贫困”。

　　贫困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正如习近平所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新年前夕，到武陵山连片特困区调研的李克强副总理也强调，脱贫致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难点。

　　中国仍然有1亿多人生活在2300元的贫困线之下。大多集中在14个连片贫困带-新时期扶贫攻坚的主战场。犹如木桶的短板效应，他们如果无法分享中国飞速发展的成果，将会出现无法填补的缺口。关注贫困地区，其实是关注中国内部的后发力量。

　　在深入扶贫的攻坚阶段，我们选择样本探究中国扶贫政策遭遇的难题和需要修正的路径。

　　阜平样本，展示一个贫困县经历了怎样的扶贫之路，突然机遇降临，如何才能有效地避免以前脱贫遭遇的怪圈。

　　温总理去过三次的村庄，资金如水涌入，如何才能把大量的输血变成内部的生长肌理？

　　作为国家优惠政策的承载者，贫困县这顶帽子为何会成为争抢的资源。专题用丢帽子和戴帽子的故事，来阐述一种尴尬的境地。

　　专题还将展现扶贫未来趋势。扶贫与城镇化交织越来越细密。在十八大报告中，城镇化被着重提出。城镇化将成为破解脱贫难题的重要路径。我们用异地安置的城镇化和农民打工者的城镇化案例来展现这一点。

　　春节前，阜平县顾家台村村主任顾文兴收到了一条短信。“向贫困宣战、向小康进军”。

　　新年前后，阜平县向全县21万人发送了近百条这样的励志短信。例如，“幸福不是毛毛雨，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向贫困宣战成为近期阜平工作的主旋律。

　　1月23日，阜平县政府召集300多名干部召开“关于开展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思想大解放讨论”的动员会，会后组织宣讲团到全县209个行政村进行“面对机遇，我该怎么办”的主题宣讲。

　　前两站为阜平县骆驼湾村和顾家台村，去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探访了这两个村的贫困家庭。

　　那天上午，习近平走进骆驼湾村村民唐荣斌家三间低矮的石头房，拉着老人的手，坐在炕上聊天。出门前，总书记叮嘱在场官员，“一定要想方设法尽快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随后，河北省成立“阜平扶贫攻坚领导小组”，省委副书记赵勇任组长，保定市市委书记、阜平县委书记亲自抓骆驼湾村和顾家台村未来五年的发展规划。

　　阜平的脱贫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分管扶贫的副县长说，突如其来的巨额扶贫资金，让他“压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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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驼湾的东风

　　习近平来后两周，骆驼湾村被纳入国家重点扶贫村，收到捐款20余万元，企业来村里谈合作

　　1月13日上午，骆驼湾村村委会门前，数十名工作人员在清扫道路、粉刷墙壁。村民说，习总书记来后近两周，县政府雇了几十人每天来村里打扫卫生。“很多中央省市领导来村里视察，一些老板来考察捐助，村子风貌要搞好，给人留个好印象。”一位现场指挥的村干部称。

　　作为“扶贫攻坚第一仗”，阜平县政府发文在全县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要求“做到不见垃圾，不留死角，全面彻底，干干净净”。

　　骆驼湾村从来没有这样热闹过。

　　穷是位于群山深处的骆驼湾村无法摆脱的烙印。2012年村里人均收入980元。唐荣斌家房顶上的四五百斤玉米是全家全部的存粮。他们舍不得吃，一天两餐饭桌上只有红薯和土豆。三间低矮的石屋是唐荣斌结婚时盖的喜房， “孙子都有了，还给儿子盖不起新房”。

　　冬日午后，一群老人围在墙角晒着太阳，“年轻人待在村里连媳妇都娶不到啊，都逃生去了。”一位老人感叹。53岁的副书记刘记平几乎是留在村里最年轻的人。“留在村里种地，活都活不下去”。

　　村长刘荣平说，骆驼湾村并没有登上县里最近三年的贫困村名单。这个村子的状况在阜平极为普遍。九山半水半分田。“都很穷，过去三年没有任何扶贫资金和项目”。

　　2013年1月份，骆驼湾村被纳入国家重点扶贫村。到1月下旬，当地已经收到捐款20余万元。

　　不断地有企业来村里谈合作，刘荣平说，这是骆驼湾开天辟地的头一次，“而且很多都是大项目”。

　　除了企业，不断有各级领导来到村里，“每天都陪着领导视察、汇报工作”。刘荣平说，县政府要求全县209个行政村，都要制定脱贫计划，提出产业规划，上报扶贫项目。据他所知，“大多都报旅游和养殖牛羊项目，申请资金总额达到了70多亿”，骆驼湾村的规划要省委书记亲自拍板。

　　骆驼湾村村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新年过后，8名村民联名签字交了一份农村产业发展申请。计划建设标准化养殖场，还有部分村民准备做“农家乐”生态旅游项目。村书记顾润金想借着总书记视察的东风，重启旅游项目，大干一场。

　　唐荣斌小儿子唐军峰在县城摆地摊为生。习总书记到过家里之后，他有了一个宏伟的梦想：政府给我一百头肉牛崽，三年后拥有自己的养牛场，“到时候，在县城买房，做个真正的城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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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扶越贫的恐慌

　　唐荣斌响应政府号召，从政府手里购买引进的内蒙古肉牛。肉牛不服当地水土，拉肚子，只吃料不长肉”

　　脱贫不仅仅是骆驼湾村的梦想。

　　阜平一直在探寻脱贫之路。国家启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阜平县就从未离开过国家级贫困县的名单。

　　县扶贫办官员说，阜平的发展速度赶不上全国的平均水平。每一次提标总是让大批“脱贫”的家庭再次“返贫”。过去十年，阜平贫困人口却增加近一倍。

　　县扶贫办原主任孔金生称，阜平贫困人口大多集中在农村，全县扶贫的重点历来是如何帮助农业人口实现脱贫。

　　对于政府支持农民投资脱贫，唐荣斌回忆起来，却充满了恐慌。

　　90年代以来，阜平县政府坚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宣传引导农民种果木，养禽畜。

　　果木与禽畜品种均由县政府统一组织考察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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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荣斌做了20多年骆驼湾村副书记，一度是村里的富裕户，但一次次投资失败让他背了巨额债务，“落了饥荒，十多年都没缓过劲来”。

　　1990年，唐荣斌响应县政府发展畜牧养殖的号召，利用养殖扶贫专项贴息贷款，贷款六千元，拿出全部积蓄，向亲戚借了一万元，购买了二十多头阜平县畜牧局专门从内蒙古引进的一种肉牛。唐荣斌梦想着，“三年后出栏，每头赚两千就能有三万块的本，到时再买三十头，家庭年收入就能过万了”。

　　三年后，唐荣斌没有实现“万元户”的梦想。“内蒙古的肉牛不服当地水土，山村冬天水凉，喂过之后就拉肚子，只吃料不长肉”。

　　唐荣斌说村里没有兽医，去县城请兽医连路费一次都得近百块，请不起，眼睁睁看着很多牛病死。家中本来就收成很少的口粮要去集镇换成饲料给牛吃，家里一天就吃两顿，顿顿土豆，因为欠着银行的贷款，由全村富裕户变为身背种债的贫困户“。

　　唐荣斌家的贷款至今未还，“说实话不敢投资了”。

　　村长刘荣平说，村里很多人家做过类似“投资”，但都因为资金和技术跟不上而投资失败。有贷款的人家基本都到期还不了，银行再也不向村民贷款了，除非用有存款的存折做抵押，“谁有存款还去贷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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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转畜难周转

　　这些周转畜到农户手中，技术跟不上，大多病死或被变卖。近千万的周转羊和周转牛项目全部失败

　　畜牧业一直是阜平扶贫的重点项目，政府尝试了不同的路径。

　　2006年县财政扶贫资金分配方案显示，当年667万扶贫款中，扶贫项目有：151万周转牛、21.6万周转驴、6.5万周转貂、2万周转鸡。

　　县扶贫办一位退休副主任称，“周转畜”项目是阜平过去二十年最常见的一种扶贫项目。扶贫办使用扶贫资金给贫困户购买一定数量的牲畜，签订合同约定在一段时间内，通过牲畜繁殖或养殖规模的扩大，再返还给扶贫办一头牲畜，这头牲畜再流转到别的养殖户，达到帮助更多农户增收脱贫目的。

　　与单纯的让农民贷款买牲畜不同，政府提供了资金。

　　但是“这些周转畜到农户手中，技术跟不上，大多病死或被变卖。近千万的周转羊和周转牛项目全部失败，没有一只羊和一头牛周转起来”，该退休官员称。

　　1月10日，阜平县政府组织全县209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到邢台临城县考察核桃种植，学习临城“公司+基地+农户”的经验，准备引进扶植大型企业与贫困户签订合作协议，帮扶脱贫。

　　这种方式之前在阜平也有过尝试。

　　42岁的阜平镇海岩村支书袁龙曾是阜平县的致富明星、扶贫带头人，如今他的养殖公司已经破产。袁龙说正是“公司加养殖小区加农户”的模式害了他的企业。

　　2007年，阜平县继续推广“周转畜”扶贫，由扶贫办用扶贫资金购买奶牛，以村为单位领回，交由农户饲养，农户一年后要返还给扶贫办一头奶牛。

　　在县政府领导协调下，扶贫办、部分村委会和骥龙公司签订三方合作协议，约定奶牛由公司代养，每年每头向村委会支付1200元，这钱由村里转给贫困户。

　　袁龙说最初这是一种双赢。政府帮建基础设施，公司有专业技术，贫困户拿到了钱。

　　2008年河北爆发三聚氰胺事件，骥龙公司陷入奶卖不出去的困局。袁龙希望农民把牛牵回去，或以政府原始购牛价赔付，被拒绝。找扶贫办协调，扶贫办说这是公司与农户之间的问题，应自行解决。

　　亏损持续。袁龙付不起寄养奶牛的报酬，无法解除合同，只能卖牛维持公司运转。最终，奶牛基本卖光，“公司只能停产，老百姓四处告状，说我卖了他们的牛，违反合同拖欠他们扶贫资金”。

　　袁龙曾希望政府出面替他给奶农做个债务担保，“可以集中有限资金，提高奶质争取奶厂订单，但没人愿意”。

　　袁龙说，“公司加养殖小区加农户”的扶贫模式并没有错，但缺少市场风险的共担体系，“签了合同，农民和村委会就不管了，坐享盈利，签了合同政府撒手不管，出了纠纷就后退，责任全抛给企业”。

　　“农户加企业的方式是扶贫的好办法，但如果政府将扶贫的责任完全甩给企业，就会形成共输而非多赢局面。”县扶贫办一退休副主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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