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体坛老将退役选手"后路"如何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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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才力曾被称为“亚洲第一大力士”，退役后生活贫困，33岁便因病离世

　　近日，围绕着退役运动员生存状态的话题再次被热议，起因是前举重亚洲冠军才力的遗孀身患癌症、生活陷入困境。这已不是公众第一次关注退役运动员的命运。前有邹春兰、艾冬梅生活困难，后又出现张尚武街头卖艺，接连出现在他们身上的多舛命运到底该归咎于何？而中国体育从业者的“后路”，又到底应该怎样变得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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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退役运动员的生活困难须重视

　　才力曾在洲际级别比赛中获得冠军，在常人看来，这是相当优异的成绩，他本应享有更好的生活。但多年专业训练加之不良生活习惯给他带来的困难，让他的身体承担比正常人更大的负担。因此才力终因为过于肥胖导致的“肺内感染呼吸衰竭”英年早逝。

　　他的遗孀刘成菊如今同样身患绝症。当人们看到“金牌健儿”衣锦还乡的风光，总会唏嘘体育的“名利场”为他们带来的丰厚收入，却忽视了竞技体育生涯是一种无法持续的生活。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奥运冠军，却有不少运动员承受着多年训练带来的伤痛。

　　说到退役运动员保障问题，就不得不提起昔日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和马拉松冠军艾冬梅。前者因为生活窘迫沦落为“搓澡工”，后者更是由于被欠薪而一度走投无路。她们都由于长期高强度训练而落下一身伤病。而离开赛场多年后，曾经的成绩换来的收入早已不敷支出。

　　当邹春兰的事例被媒体公之于众后，在全国妇联的帮助下，她在长春开了一家洗衣店，生活情况慢慢变好。但并非每一名像她一样的挣扎者都能得到命运垂青。时至今日，才力的遗孀收入仍然微薄，还需要通过各方的捐款才能度过难关，这种热潮消耗着社会的同情心，却很难长久保持。

　　在大环境下，通过高强度训练出成绩的项目并不在少数。在人们苛责训练方法缺乏人性化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如举重、田径等项目本身就容易导致运动员的累积性损伤。即使像排球、羽毛球这样身体对抗性不强的项目，一些专业运动员也存在过早老化的情况。尽管不会像才力一样危及生命，但在日常生活中仍会带来诸多不便。

　　风光无限的足坛也不能幸免。前足球运动员、亚洲最佳门将张惠康，因为伤病退役，随后一度因为忧郁症五次入院治疗。幸好他遇到了自己贤惠的妻子，并在母亲的照顾下慢慢恢复。

　　像才力及其遗孀、邹春兰这样的金牌运动员，只是金字塔的中端，更多处于塔基的体育从业者，更加应该得到有针对性的保障，从而后顾无忧。这不仅需要体育相关行业的关注，更应得到社会各界的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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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星名人易寻出路 “塔基”更需关爱

　　“张尚武事件”去年曾轰动一时。与才力们的遭遇不尽相同，身体机能并没有严重受伤的这位前体操世界冠军依靠街头卖艺糊口，并通过网络迅速得到关注。而他却在得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后主动辞职，重回地铁。这更像是张尚武的个人选择，而无关社会和体制来承担更多责任。

　　但必须承认的是，在退役运动员中，也有不少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空。特别是明星和名人，更易找到出路。

　　中国女排“五连冠”时期不少佼佼者已经成为体育界官员或者教练，事业有成。而前滑冰冠军杨杨、体操冠军李宁也都通过自己的努力开创了新的舞台。李宁用14年的时间打造了属于自己的运动品牌，如今已遍及世界各大赛场。同样在商海成功的还有游泳名将庄泳和杨文意、乒乓球运动员李菊等等。

　　必须承认，诸如姚明和李宁们，都是世界级的巨星。他们对未来的选择远多于普通的体育从业者。我们难以要求每一个才力都能在退役后、在另一个领域达到如此的成就。细细算来，无论是在商业圈、演艺圈成功的前运动员，大多数在运动生涯中就披着“明星中的明星”光环。而更多“塔基”般的普通选手，更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对于教育程度有限、或许还有伤在身的他们来说，退役后的生路更需要社会和政府的关爱。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无数默默付出的“塔基”，就不会有姚明、刘翔、孙杨、林丹们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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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让体育从业者的“后路”更安全

　　国家在近年间出台了不少改善退役运动员境遇的政策，提供就业帮扶、提升教育水平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切实的让运动员减少了后顾之忧。甚至连贵为中国体育界楷模的姚明在退役后，都走入高等学府进行深造，更起到巨大的榜样作用。

　　但除此之外，全社会可以做的还有很多。如美国职业篮球NBA联盟会强制运动员缴纳薪金中相同比例的部分，运作为基金，专用于运动员退役后的生活保障。普通球员固然要缴纳部分费用，但像科比、詹姆斯这样的天皇巨星，也必须将更多的钱汇入基金。

　　这种形式就如同一份“行业互助保险”，有其可取之处。在这种体系下，当“才力”再次出现，他们能得到的帮助就不仅仅是官方的救助和热心人的捐款，或是媒体的呼吁，而是由专业运作团队展开的一套系统化的帮扶救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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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陈亚扁从藤桥慰安所又被弄回砧板营军营，关在一间房子里，相连的房子里还关住着同村的其他姑娘。“我在日军不同地方的慰安所中遭受非人的折磨近4年之久，从未满15岁的黄花少女到浑身创伤的18岁大姑娘，其间受到数以千计的日军官兵蹂躏，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才得以逃离魔窟与亲人团聚。”

由于遭受日军长时间的心灵与肉体上的摧残，陈亚扁虽然逃脱了魔窟，但却已无法像正常人那样生活，她一个人躲到深山里，过起了与世隔绝的野人般的生活。建国以后，政府把她从山里找回来，分给土地，给了她自由生活的权利。

1957年12月，30岁的陈亚扁嫁给了同村的一男子，然而不到一年，丈夫便去世了。3年后，陈亚扁再次嫁人，并生有一女。几年前，陈亚扁老人的第二任丈夫也已去世，现在老人和女儿一起生活。

日本侵略者的兽行在陈亚扁老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痛楚，她先后9次怀孕，其中8次或流产或死产。她一再强调：“这是最痛苦的”。

2006年8月，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驳回陈亚扁等8名海南慰安妇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并赔偿的起诉后，陈压扁在被记者问及如何看待日本法院的判决时，她说，“法律上的事情，我不懂。但是我知道，一个人做错了事，就应该认错、道歉；一个国家做错了事，更应该认错、道歉。”“只要我活着，（这个官司）我就会一直打下去！”“虽然很难，但只要不放弃，总会有找回公道的一天！”

时隔多年，陈亚扁对于记者同样的问题，依然是同样的回答，她说，只要有机会，她就会继续起诉日本政府，要求其为当年的罪行负责，同时她也想用赔偿的钱来治疗自己的病痛。如果以后还需要她去日本出庭作证，她还是会去。

“钓鱼岛千万不能被日本人抢去了！”在采访过程中，听到王医生和其他村民在讨论钓鱼岛的话题，老人也急忙插话。这些年，陈亚扁老人的视力和听力都下降得比较厉害，但她还是喜欢看看电视，通过电视了解外面的世界。有关钓鱼岛的新闻她就是从电视上看到的，只要有机会她就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尽管翻来覆去也就只有一两句话，但人们都喜欢听到她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