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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8-20 14:3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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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和日本国内日渐聒噪的“国家社会主义”(即法西斯主义)遥相呼应。“日本为积极发展自己而发动的战争是正义行为,并非单为私利私欲,如同其他民族为促进觉醒、冲破现状、排斥占据者和侵略者的自我行动被视为正义的行动一样。正如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是因这种非正义的差别才发生的一样,国际间属于正义的战争也都是为了改变非正义的差别才发生的。英国是跨越全球的大富豪,而俄国是北半球的大地主。对于以散沙般的岛屿为国界,在世界上属于无产者的日本而言,难道没有在正义的名义之下,为夺取由它们所独占的土地而发动战争的权力吗?”做出这番惊人之语的是日本著名的法西斯狂人北一辉。
当年鹿鸣馆里紧随欧美老师之后的谦卑小学生之所以变得这么强硬,在法西斯意识不断膨胀之外,也有其经济基础:在1929年到1932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中,建立在金本位以及商品、资本自由流通基础上的国际经济体系迅速土崩瓦解——日本人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再看别人的脸色,1933年,紧随德国之后退出国联。
在另一条战线上,军国主义文人们继续繁殖他们的理论。日本国内宣传进入“非常时期”,纯文学作品被视为有闲文学急剧压缩;报纸常因为违反“战时宣传条例”而“开天窗”;电台里连篇累牍地通报“皇军”的神勇。很多在日本享有盛名、在中国也广为人知的作家和艺术家,诸如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黑泽明都曾是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吹鼓手。
至此,军国主义已经在日本的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中完全占了上风,军国主义的日本走上了不归路。
“攘外必先安内”走到尽头
-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是怎样一种状况?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下,蒋介石试图通过推行“安内攘外”政策,维护和巩固国民党的统治,然而国民党制度和政策中所存在着的巨大的障碍性因素,使蒋介石无法达成这一目标。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在这10年间发生了一连串的变化: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西安事变后,内战结束。经过国共双方多次谈判,在1937年9月23日,蒋终于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高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史的研究,代表性成果有专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论文《孙科与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1932-1945)》、《论孙科革新国民党的努力及其失败》、《关于国民政府“南京十年”的若干问题》等。
□本报记者戴敦峰
记者:在抗战开始前的10年里,国民党一直坚持“党治国家”。那么这种党治国家结构的基本情况是怎么样的?
高华:国民党创设的“党治国家”结构有着重大的制度性的缺陷,它无法整合1930年代国内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力量,更不能有效保证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后发展国家,实现社会变革,应对外部危机难以跃过一个由国家对人力与物力资源进行快速积累的阶段。从这个角度看,“以党治国”不失为一种加强中央权力、稳定社会秩序的方法。
但是实行“以党治国”有赖于一些基本条件的支持。首先,这个执政党应是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动员型的政党,它必须有一个符合时代潮流的政纲来吸引党员和公众,应兼顾社会发展与维护政府权威两方面的关系,通过建立富有活力的政治制度来对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进行整合和调节,以发展经济,增加国力。更重要的,它还有赖于国内政局的相对安定,和有一个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和平的外部环境。
1927年后,由于国民党顽固坚持反共和“剿共”战争,引致国内政局的长期动荡。国民党各实力派之间的混战、对抗和日本对华不断的侵略,更加剧了政局的动荡,严重消耗了国民党,使其领导的国家政权机构长期处于虚弱的地位。
达成“以党治国”的另一关键是执政党必须在政治、组织和思想上保持高度统一。1927年后尽管蒋介石一再鼓吹国民党党员“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必须无条件服从领袖和组织,但是国民党无法真正成为纪律严明、富有效率的党。长期以来,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党纪松懈,内讧不断。比较大的派系就有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以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以胡汉民、邓泽如、古应芬为首的胡汉民派;和以孙科为首的“再造派”太子派。
在蒋介石集团内,又有政学系与c.c系、黄埔系与c.c系的明争暗斗。1930-1931年两年内,国民党两度分裂,1932-1936年又有南京与以胡汉民为精神领袖的半独立的粤、桂等省的对立。党内派系不断冲突和演合,使国民党的党纪形同具文,政治上和组织上始终难以真正统一。
国民党的思想“统一”更是建立在沙滩上。由于国民党在对待孙中山遗教上表现的严重的随意性,三民主义已丧失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所必须具备的严肃性和内涵的规定性。在理论层面,国民党无法绕开孙中山,解释清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三民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关系、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深层次的问题。
在现实层面,国民党不能解释,为何要在国难日亟的关头继续内战、“自己人打自己人”的问题。蒋介石只能有意不顾共产党、红军是有理论、有思想的政治及武装力量的事实,把中共与红军诬为“土匪”,他只能用“服从命令”的训斥来回答蔡廷锴、张学良等对其继续内战的“必要性”所表示的怀疑。
在国民党的党组织与政府机构及社会的关系上,国民党只是在中央一级实行“以党统政”,省以下则实行党政的完全分开,在省以下的基层,其党务机构形同虚设。
1930年代后的国民党逐渐出现“空壳化”。搞党务的人得不到“实惠”,当官的人都要当政府的官。据陈立夫晚年的回忆,当时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常委的月薪是300元,而政府部长每个月的薪水是600-800元,所以搞党务的都忙着要找兼职。下面的省、县也是这样。
国民党在1927年把共产党员排除后成了单一的执政党,迅速恶质化,在其执政的头几年,不少人抱升官发财的目的入党,使国民党流品复杂,党的形象一落千丈,多被社会舆论批评,一般的党员也毫无“党员”荣誉感可言。以后,国民党更是在军公教人员、大学生中“拉伕入党”,“集体入党”,党员人数虽大为膨胀党的作用却不见增长。
南京10年,国民党一直试图借助民族主义的若干符号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但是国民党在党治原则下推行的“安内攘外”政策却加剧了民族危机,同时也暴露出国民党政治结构所存在的严重弊端。1935年后,在日本不断扩大侵华的压力下和社会各界强烈要求下,国民党开始对“安内攘外”政策作出局部调整,但仍然拒绝对其政治结构作任何实质性的重大改革,这也是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权在处理国内问题上长期陷入政治危机的主要症结。
记者: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效果如何?
高华:1928-1937年,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下,蒋介石试图以党治国家的形式,通过推行“安内攘外”政策,维护和巩固国民党的统治,然而国民党制度和政策中所存在着的巨大的障碍性因素,使蒋介石无法达成这一目标。
在这10年间,“攘外必先安内”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基本国策,“安内“的对象是地方实力派和中国共产党。
1928年后,蒋介石试图以国民党和中央军来整合中国。如前所述,国民党在1930年代后已经走向“空壳化”,因此蒋介石要重建小核心。1932年,在蒋的授意下,成立了“三民主义力行社”,这是一个由蒋的黄埔亲信学生组成的秘密组织,主要由军方人员组成,社员包括贺衷寒、邓文仪、康泽等。他们标榜“崇拜领袖”,“服从命令”,羡慕德、苏,带有浓厚的法西斯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色彩。其外围组织是“复兴社”,又被称为“蓝衣社”。“三民主义力行社”提出的口号是“民族复兴、反共、反日”,要求实行“统制经济”,也提出“反对腐败”的口号。蒋介石手上还有另一个秘密组织,这就是党方的秘密小组织“青白团”,专门吸收青年,由陈立夫控制,也是听命于蒋。
中央军是蒋手中的王牌,蒋对中央军加以新式训练,不断对中央军高中级军官进行“精神训话”,蒋把其主要用于内战,而置日本扩大对华北侵略而不顾。
蒋的政府是以军事强人为主导的,威权式的弱势的政府。蒋介石也要发展中国经济,1930年代国民党征用了不少专家参加政府,但蒋介石更迷信武力,他企图用中央军和秘密组织来整合社会都是不成功的,秘密组织所普遍施用的暴力、恐怖手段根本得不到社会大众的认同。
为什么说蒋的政府是“弱势”的呢?因为国民党内没有实现完全的统一,国内也没有实现完全的统一,两广、四川、新疆、山西、云、贵等只是名义上听从南京国民政府。
更关键的是,国民党没有能够有力地回应全民族“抗日救亡”的要求,国民党一再对日本作“最大的忍让”,“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极大地损害了它作为一个中央政权的政治形象,造成国人对国民政府的严重疏离。“安内”在翦灭地方实力派方面虽有效果,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经过长征,到达了陕北,蒋介石企图消灭红军的计划完全落空。到了1935年底,世人都可以看到,蒋的“攘外必先安内”已经走到尽头,“攘外”是彻底失败的,日本不断扩大侵略,蒋若再不抵抗,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将全面流失,地方将以“抗日”而起,取南京国民政府而代之。1936年“两广事变”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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