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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日本媒体、甚至日本社会的某些人在中日关系上的焦虑感不断上升。单就今年来说，这种焦虑感反映在日本少数政客接连在涉及两国关系的敏感问题上“玩火”，挑动中国神经。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世维会”“四大”在日召开，石原慎太郎同日本政府争相上演“购买”钓鱼岛闹剧。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与“中日国民交流友好年”，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方上述举动显得更为刺眼。
笔者在日本工作的一位同事说，如今日本社会上下都憋着一股“气”。这股气既是对内的“怨气”，也是对外的“不服气”。日本经历了“失落的二十年”，去年又受到“3.11”地震、海啸、核泄漏三重灾难冲击，经济萎靡不振、政局动荡不止，民众对国家前途感到迷茫，因而心存“怨气”。在对外方面，日本国内生产总值2010年被中国超过，失去了连续保持40余年的“世界第二”地位。被中国这个百余年来的“弱邻”超越，日本社会在心理上一时很难接受。
从近代历史的大背景看，这是一百多年来中日实力第二次“换位”。如果要以时间界定这两次“换位”的话，第一次是1894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清朝，第二次则是2010年了。在前后116年间，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日两次“擦肩而过”，在方式、背景、结果与意义等方面有着诸多不同。从这个角度看，也许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理解当前的两国关系。
一是“换位”的方式不同。第一次“换位”直接体现在军事领域。日本挑起甲午战争，在陆海两方面打败外强中干的老大清帝国，并逼迫清廷割地赔款，以非正义的方式实现对中国的超越。那次“换位”具有突然性、暴力性和非正义性。第二次“换位”直接体现在经济领域。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经过数十年的自力更生、艰苦努力，不断实现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中日之间实力对比不断缩小，最终于2010年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这次“换位”是逐渐积累、水到渠成的结果，具有渐进、自然的特点。
二是“换位”的背景不同。第一次“换位”时，正是新老帝国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激烈竞争、竞相瓜分殖民地之际。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刚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立即走上对外殖民扩张道路，以朝鲜半岛为跳板，侵入中国。在那个时代，强权即公理，弱肉强食，霸权主义当道，丛林法则盛行。中国在那次“换位”中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日本，而是恃强凌弱的不合理国际规则与秩序。反观当今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间利益相互交融，国与国的竞争早已不再是零和博弈，为双赢、多赢所取代。武力侵略为时代抛弃，和平、发展、合作成为世界主流。特别是，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强劲崛起，西方单独主导世界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脱亚入欧”的日本在这次“换位”中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中国，而是发展中国家争平等、求发展的历史大潮。
三是“换位”的结果不同。甲午战争后，日本一步步陷入军国主义深渊，最终全面发动太平洋战争，不仅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走上自我灭亡的道路。这反证了当年通过侵略战争“超越”中国即已种下失败之因。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主张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此次“换位”是中国和平发展的结果，使本国人民受益，也给亚洲和国际社会带来了机遇，拥有可持续发展的光明前景。
四是“换位”的意义不同。第一次“换位”给中国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以极大触动，使他们发现国家陷入深重的“亡国灭种”危机中，这直接促成了“戊戌变法”、赴日留学热潮及以兴中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诞生。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由此既陷入民族苦难的谷底，又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并于50年后彻底打败日本军国主义，赢得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这次“换位”则意味着中国在伟大的民族复兴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定的一步，但这并非终点，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中间一站，甚至远非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站。而从资源禀赋、经济结构、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特点等方面看，日本在可预期的将来难以再现强劲经济增长，即使不出现下一个“失去的二十年”，再次超越中国似也遥不可及。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中日两次“换位”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正义与非正义、自然与不自然、持续与不可持续，这些都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正如中日数千年关系史昭示的那样，历史、时间、大势都在我们一边。两国“擦肩而过”之际，必然会对两国关系引发一定的震荡与冲击，这需要时间去消化。对我们来说，应保持一个大国的战略定力、开放心态、包容胸怀与坚定信心，以长远眼光看待中日关系发展，不要被别人的焦虑所惑，也不要被别人的躁动所扰。(作者：辛仲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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