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到天数: 416 天 连续签到: 1 天 [LV.9]以坛为家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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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孩提时常听长辈神秘兮兮地讲起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传奇故事：一位姓方的革命者，出身于豪富之家。他到处发动农民革命暴动，劫富济贫，弄得包括本家在内的乡绅大户惶惶不可终日。家长劝其回头，这位革命者不以为然。家族大怒，宣布将他开除出姓“方”行列，以断绝干系。他为表其坚定信念，淡然一笑：你们不让我姓“方”，我就连名字也用“方”，就叫方方吧！
到了成年，笔者才知这位传奇式英雄人物还是潮汕乡亲——普宁县洪阳人方方。
潮汕籍中共职位最高者
方方，原名方思琼，1904年6月1日出生，1923年与杨石魂等在普宁县城洪阳组织进步团体，传播新文化、新思想。1925年5月加入共青团，任普宁县团支部书记。1926年参加中共，历任普宁县、潮安县、潮阳县、汕头市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
1930年方方进入闽西苏区，历任苏区省委职工委员会书记、《红旗》报编辑、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参加中央苏区第二、三、四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留福建苏区带领红军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省委书记。
由于方方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和出色的工作，方方在苏区的工作引起陕北中共中央的注意，中央对方方的工作多次予以肯定和表扬。1940年10月，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中央和南方局为了加强华南各省党组织和武装力量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任命方方为书记，负责领导粤北、粤南、潮梅、琼崖、闽西南、湘南、广西、江西等省、区的抗日斗争。1947年5月，中央为筹备即将为建国作准备的全国新政协会议，做好若干年来因各种原因滞留香港的民主人士，包括宋庆龄、何香凝、李济琛等的工作就显得十分重要。为此，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立足香港，既做好上述工作，又能统管华南党的组织和武装工作。中央任命方方为分局书记。由此可见，方方当年的威望和被中央重视的程度。
建国后，方方担任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兼广东省政府（第一）副主席，协助主席叶剑英主管广东工作。1955年调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华侨委党组书记、副主任，全国侨联副主席。1960年2月，印尼排华驱侨，方方担任国家接待和安置归侨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
十年动乱期间，方方遭极“左”路线残酷迫害，被非法监禁达五年之久，1971年9月21日含着重大冤情去世。1979年3月28日，中央为方方召开隆重追悼会，宣布为他平反昭雪。
如果连海陆丰包括，并连大革命时期牺牲的人物计，中共方面潮汕和海陆丰籍最高职位、影响力最强的是彭湃。但从历史、人文、地缘的分野划分，海陆丰一般归入惠阳（东江）片。潮汕籍中共人物辈份最老是潮安庵埠人许苏魂（1896-1931），他1924年加入中共，国共第一次合作后的1926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曾任红军师、军政治部主任，1931年9月在中央苏区“肃反”时被错杀。
以建国初期在职的潮汕籍中共人士，其他同志无论革命斗争经历、曾任职务、还是建国时的职位，均在方方之下。包括在外从事革命工作的老一辈人士许涤新（建国后首任上海市工商局长、国家首任工商局长）、梅益（第二任国家广播事业局局长）、陈辛仁（福建省委宣传部长）；建国后逐步成长的后起之秀许士杰、萧洪达、朱良、蔡诚、林若；妇女界前辈蔡楚吟、方东平、苏惠、方朗；建国初期担任地、厅级职务的林美南、曾广等。
建国时，方方还是长期在广东乃至华南从事地方革命工作的广东籍中共人士职位最高者。在广东地方从事革命的代表人物除方方外，还有冯白驹、古大存、曾生三位同志。冯白驹，1950年前后的职务是海南区党政军第一把手，当时海南属广东省委、华南分局领导；古大存，1949年末从东北行政委员会交通部长任上调任华南分局常委兼广东省政府副主席；曾生，建国初担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华南军区第一副参谋长。
中共地方组织的卓越领导者
青年时期的方方曾写下一首述怀诗：“欲抽越王弓，慷慨射潮夕；欲挥鲁阳戈，回首止落日。”短短16个字，志存高远，气势恢宏，表露出他献身革命、反抗黑暗的壮志豪情。
方方是我党在基层党组织经历最丰富的地方领导人之一。他23岁担任中共潮安县工委书记，24岁担任潮阳县工委书记，25岁任普宁县委书记，26岁任汕头市委（当时与县同级）书记，27岁任福建汀连县委书记，28岁任杭武县委书记。如果加上工会、武装方面的职务，县级职务就达10个左右。这在中共人士中是不多见的。
他具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是闽西苏区的创建者之一。1930年底，他随闽粤赣边区书记邓发从大南山根据地进入闽西后，深入发动群众积极参加苏区建设，并与张鼎丞、郭滴人等同志阻止“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保护了一批革命干部，逐步巩固闽西苏区。1933年春，在开展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中，他拥护罗明的正确主张，认真做好扩大红军的工作。在瑞金举行的全国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表扬方方的工作，赞扬他培植的才溪乡是模范乡，并提出向才溪乡学习的口号。1933年冬，方方调任福建省任宣传部长兼武装部长，不久，又担任省委代理书记。
方方还是一名出色的军事指挥员。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中央军委决定派一股武装力量到敌后牵制敌人。方方奉命担任红军第九团团长兼政委，率领红军在连城、宁洋、龙岩三县边界活动，建立一个面积达300平方公里、人口5万多的游击根据地。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军队妄图一举消灭共产党地方武装，叫嚷“三个月内肃清红军游击队”。面对严峻局势，方方率队转移，遭敌堵截。这时，红军严重缺医缺粮，许多战士英勇牺牲，队伍中又出现叛徒。方方带领部队分散发动群众，分化乡、保、甲长，争取绿林武装的支持。指挥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常常与数倍的敌人周旋于崇山峻岭之间，粉碎了敌人的“围剿”，率领部队与张鼎丞、谭震林的部队会合。根据中央的指示，1936年10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以张鼎丞、谭震林、方方等三人为常委。方方先后兼任政治部主任和组织部长。
方方任南委书记期间，蒋介石在日寇的诱降下，加紧其反共活动。方方根据中央关于“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安排撤退已暴露的干部，把党内组织由原来的党委制改为特派员制，党员则实行社会职业化，并在党内开展党员的气节、纪律、秘密工作教育。在方方为首的南委领导下，广东、广西、福建、江西等省的抗日斗争有很大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方方当时的这些观点、决策、是我党地方工作一个创举，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中共中央还专门为方方转发秘密电报给当时的华南各地方组织领导人尹林平、魏金水、李碧山、朱曼平。
潮汕史学界一般认为第一个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军衔的潮汕籍人士是潮安古巷人陈德少将。诚然，不论二十年代地方武装斗争时期到三十年代中央苏区军事斗争时期，最早参与武装斗争而且资历最高者是方方。1946国共和谈期间，中央军委就任命方方以少将军衔担任军调部第八小组（负责华南地区）中共首席代表，到广州与国民党将领张发奎谈判，商讨广州地区执行停战协定和解决华南抗日纵队北撤事宜。
建国后极“左”路线的第一个受害者
刚解放，中央对以两广为管辖范围的华南分局的人事布局是：叶剑英为第一把手，统管全面，兼顾中央一些工作；张云逸以第二书记的身份兼任广西政府主席，主抓广西，缘于张大革命时期在广西活动过，是百色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解放军入桂后，广西剿匪也由张负总责；方方担任第三书记兼广东政府（第一）副主席，主抓广东，这是基于方对华南十分熟悉，且为广东人的考虑。
1952年，正当方方在广东大展宏图的时候，建国后第一场“极左”风云平地而起。毛泽东听信中南局和华南分局个别领导人的片面汇报，严厉批评华南分局右倾，存在两方面的错误，一是“和平土改”，阶级斗争不力；二是排斥外来干部，搞“地方主义”。而“地方主义”的错误主要是主抓土改工作的方方。对此，叶剑英、方方感到十分突然。
广东是侨乡，侨眷众多；广东又是沿海省份，工商业比较发达。据统计，当时广东籍华侨有近700万人，占全国华侨总数的70％。抗战前广东侨汇占全国侨汇总数75%，是我国外汇的主要来源。因此，土改中的华侨政策十分重要，处理得好与否，将会对国内和国际产生重大影响。
建国前夕，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的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都明确指出，建国后和建国前的土改政策应有所不同。例如，“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为保护富农经济的政策”；“对地主兼营工商业及其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不得没收”；“华侨所有的土地和房屋，应本着照顾侨胞利益的原则”处理；“严禁乱捕、乱打、乱杀”。
叶剑英、方方把中央的土改政策和广东的实际相结合，制订了一系列切合广东实际的具体政策，包括：制定依靠贫雇农、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有60多条，保护和照顾华侨的政策有40多条，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也近50条。
方方作为广东土改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兼省土改工作总团团长李坚真一起，带领广大工作队员先在兴宁、揭阳、龙川三县作试点，后再将土改试点扩大到13个县，在这基础上全面铺开。他们认真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注意斗争策略，“对地主的斗争，侧重点放在依靠群众，揭发地主阶级剥削罪恶，除少数罪大恶极及公开和我们对抗外，一般不在肉体上消灭，而要采取说理说法的斗争”。在对待贫雇农方面，由方方主持制订的《关于土改工作计划步骤的决定》中规定：分配土地要“尽量满足贫雇农的要求，方针是在满足贫雇农的前提下兼顾其他阶级”；“分配果实时，要首先分给贫雇农”；在划分华侨地主问题上，规定“出国前已经是地主和出国后其家庭上升为地主者的区别”。这充分说明，在土改中，方方的阶级路线是鲜明而且正确的。尤其是在对待地主、对待华侨、对待工商业问题上，可见方方和华南分局的远见卓识。
方方作为华南分局第三书记，除主管广东工作外，还分管分局的组织、干部工作。在干部的使用问题上，是根据叶剑英在大军入粤前的赣州会议上提出的“搞五湖四海”原则进行的。南下解放华南的解放军干部在1950年后分几批陆续转业到地方工作，叶、方都十分重视，多数同志都放在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当然，叶、方当时也安排了一批地方干部担任地委以上领导职务，包括林李明、尹林平、曾生、梁广、杨康华、王作尧、林美南、曾广、罗天等。历史证明，这批干部绝大多数是经得起各种考验的优秀干部。
由于对广东省情不熟悉，而且受“左”影响，以及带着北方土改浓烈的火药味的一些同志，以陶铸为首，李雪峰、赵紫阳为次的几位中南局、华南分局负责人，对叶剑英、方方的做法十分不满，并向中央汇报广东土改“右”倾。当时，急于“1952年全部完成土改”任务的毛泽东获悉这一信息，觉得广东土改“和风细雨”，而且像“乌龟慢慢爬”，即召叶、方及陶铸上京开会，批评广东土改，批评主持广东土改的方方。
在上下的压力下，叶剑英作了检讨。方方在广东干部大会上也多次作了检讨，职务也从第三书记降为第五书记，不久，又被撤消分局第五书记、常委和广东省政府副主席职务，仅任分局交通部长一职，下放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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