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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水生所一位女博士看着死去的江豚，泪流满面。江豚即便死去，仍保持着特有的“微笑”（资料片）
渔民们签署的“生死状” 记者 陈伟斌 摄 在湖南岳阳一所职业学院的实验室里，一群几乎没有专业知识的人给死亡江豚做病理解剖，试图找出死因。那是一次非常规举动，为此，领头者甚至还从当地医院找来了几位著名外科医生一起参与解剖。
在此事发生前后不到一个半月内，江豚尸体的密集出现，给这种随时都面临灭绝危险的水生哺乳动物的未来，更蒙上了一层未知的阴影。
曾经美丽、充满魅力的洞庭湖，再也不是理想的栖息之地。江豚连续的非正常死亡，引起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
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出示的一份江豚死亡情况记录显示，3月3日至4月15日之间，共有12头江豚死亡；官方公布的数字，则为6头。
此事被披露之后，相较于“高度重视”的官方，一个民间保护组织――岳阳江豚保护协会的13名渔民志愿者，却早在今年1月8日，就已死士般签下保护江豚的生死状。
护豚“死士”
签署生死状之前，何大明是一个渔民，这使得他比包括会长徐亚平在内的所有协会成员，对江豚的生死都要有着更直接的体会。
2003年，何大明在洞庭湖六门闸附近水域救助了两头受伤的江豚，此后，这个笑容和“江豚特有的微笑表情有七分相似”的渔民，开始纯自发保护江豚：每天自费出巡、点数、绘图……他用最朴素的方式进行着“科考”。
但洞庭湖生态恶化的速度，远超出这个只念过8个月书的渔民的想象：绵延数里的迷魂阵、面积过万亩的矮围、数不清的电打鱼以及防不胜防的滚沟；无数河运船只上强劲的螺旋桨、24小时蚕食着湖底生态的挖砂船、沿湖造纸厂直接排入洞庭湖的毒污水……
这个位于“最值得驻华大使馆向世界推荐的中国生态城市――岳阳”的内陆湖泊，岌岌可危。
即便何大明与一些先知先觉的渔民开始散兵游勇般巡逻劝阻、奔走求助，都好似螳臂当车。渔民们想建渔业保护协会的诉求，在当地主管部门看来，这群有的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人，懂什么？
“如果洞庭湖的江豚保不住，我也将投洞庭。”
《湖南日报》岳阳记者站站长徐亚平的加入，让何大明他们的希冀多了一层砝码。通过自己在当地的资源，徐亚平很快将“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这块招牌竖了起来。徐亚平任会长，何大明和另一名环保志愿者任副会长，巡逻队设在何大明开的渔庄。
“今年1月8日，我和13位渔民兄弟立了生死状。”徐亚平抽着烟，一支接一支，他已180多天没回过家，即便家就在办公室楼上。立生死状那天，是“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正式成立的日子，“立这个生死状，是万一我们当中有人在巡逻时出事，其他人必须照料他的家人。”
有几个渔民不会写自己的名字，签生死状时，是由何大明把他们的名字写好后，他们再依样画葫芦。
“这就是草台班子。”徐亚平注册了中英文“中国长江江豚保护网”域名，期待某天，让政府部门意识到，原来草根力量早已跑在前面。何大明也有类似的想法，他想让吃官禄的那些人羞愧，“本该是政府做的事，现在却是一群没文化、没钱的渔民在做。”
就此，一份A4纸打印的《守护江豚生死状》空白处，多了14个按了鲜红手印的签名。“除非天气情况不行，否则每天都有巡逻员在湖上巡逻。”巡逻员江克明说，这种轮流巡逻异常辛苦，每次都是早出晚归，巡逻员的老婆孩子只有看到人回来了，才放心。
密集死亡事件发生后，为寻求江豚的死因，徐亚平和几名志愿者曾一起抢下多具江豚尸体――当地渔政部门要求将死亡江豚掩埋了事。随后他们将之运到岳阳市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谢拥军的实验室进行解剖，寻找死因――谢是协会中唯一的“专业”人员：此前他从事畜牧兽医专业研究，如今“转行”研究江豚。
那是整个湖南首次对江豚进行病理解剖，“我们没解剖权，但没办法，我们再不做谁来做？”徐亚平为此还从当地医院找来几位著名外科医生一起参与，“兽医人医一起上。”
“我解剖的江豚都没有明显外伤。”谢拥军告诉记者，他解剖的江豚都已高度腐烂，有一头母江豚腹中有成形的小江豚。此后他还曾和徐亚平一起将之后发现的死亡江豚运往武汉白鱀豚馆，由专家主持解剖。截至目前，死因尚未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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