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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21 13: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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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不可避免的陷阱,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历史上很多国家,如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东南亚的菲律宾等,都没有迈过从中等收入到发达国家的这道坎。
今天的中国也面临这个危险。14亿人口中,还有大量亟待发展和致富的民众。想要冲出“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在高科技上突破,在未来的大国博弈中,科技将是重中之重,一个国家在科技领域的综合实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在国际权力格局中的位置。
原来中国可以模仿、跟跑,生产一些低端产品。
现在要想继续前进,必须在科技上得领跑、突破,经历升级改造的进程,从人力密集的低端制造走向技术密集的高端制造,否则是没有未来的。
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核心也是高科技的遏制。
中国不搞高科技,就必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想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肯定要搞高科技,所以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中国,短时间内都是一个没法调和的矛盾,这点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晰。
有一些人认为,近年中美关系的恶化,是由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太过于高调所致,这样的看法无疑是在侮辱美国人的智商和决心。
中国像是初长成的大象,想藏在小树背后,无疑是自欺欺人。在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的情况下,中美摊牌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在可见的未来,中美两国一定是在长期的合作和竞争中不断碰撞发展的,这个过程将起码要持续十几年。在这样险峻的外部环境下,比“熬”仍在持续,日子难过是肯定的。
第二个,国企和民企的关系。
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大国企时代,“做大做强做优国企”已经成为了时代的主流。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做强国企是有一定历史必然性的。
一方面,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抗风险能力更强,也更为可控。国企央企所承担的使命和价值,不是单纯的经济功能,它是一股国家可以迅速调配、不计成本的庞大力量。
另一方面,现在的国际竞争,说白了就是技术实力的竞争,需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
但创新就涉及到大量人、财、物的科研投入,而且不确定性很强,投资回报比很低。如果单纯依靠市场,很难推动实现。
但国企因为不是简单的算经济账,所以能够在技术模仿、技术扩散和技术赶超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从事更多的基础性研究,这是我国中长期产业升级,摆脱美国“卡脖子”的需要。
总的来说,每当一个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时候,都要通过整合国家力量、增强内部凝聚力来渡过难关,不然强不起来。
从古至今,中国的商鞅变法也好,苏俄的“战时共产主义”也好,道理和本质都是一样的。
今天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挣脱西方战略围堵,国企作为大国重器,表现得可圈可点。
这样一看,好像一切都顺理成章。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我这次在珠三角地区调研,一些中小企业负责人告诉我说,这几年来,在“做大国企”的指导思想下,一些南下的央企在广东业务扩张很快。
原本这是一件激发市场活力的好事,但个别央企不仅把业务带了过来,还把官僚作风、主官意志等一系列非市场化的风气也带了过来。
横行霸道,不按牌理出牌,同时拖欠上下游资金的情况也很严重。再加上国企领导岗位一调整,时常出现“新官不理旧政”的情况,最后搞得很多中小企业合作商有苦难言。
要知道,广东过去四十年发展最本质的原因,就在于营造了完整的生态,乔木、灌木、野草各安其位,互相为用。作为家长的地方政府,倍加注意约束当地国企的行为,当与民营企业出现冲突时,往往会“先打自家孩子”。
但这两年随着南下央企的到来,情况却发生了一些变化,地方政府无能为力,中小企业有苦难言,原先良好的营商环境遭到破坏,直接影响了珠三角经济发展的根基。
另外,尽管政策上对包括国企、民企在内的所有市场主体都一视同仁,但我在调研中发现,在很多行业的实际操作过程中,民企从融资到拿项目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隐形门槛”。
最近,一个做工程监理做的相当大的民营企业家向我咨询,要不要接受国企的收编?
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考虑,他说现在很多重大项目在招标时,明令要求只有国企能参加投标,民企被排除在了游戏之外。准备收编他的央企虽然一没能力,二没人才,但有资质,有平台,他们想要活下去,就必须“带枪投靠”。
这个现象让我高度警惕,改革开放几十年,多少先辈栉风沐雨,好不容易把红帽子摘下来,就是为了能够更公平、高效的参与市场竞争,现在又不声不响的戴了回去。
这家工程监理公司的遭遇,不仅仅是个别现象。
我在全国考察,发现很多原本应该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性的领域,项目方为了强调“政治正确”,往往存在偏袒国企的现象,甚至形成了自上而下普遍的潜规则,也从侧面助长了国企一家独大的骄横作风。
这样一来,市场公平被破坏,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动力被削弱,问题非常严重。
纵使现在是“大国企”时代,如何清晰界定国企和民企的边界?如何充分发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如何让双方优势互补?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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