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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
发表于 2013-9-7 08: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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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13年前在羊泉村我采访过这位老人,当时我还非常年轻,阅事很浅,但是即便如此在采访中我还能够深深的感受到这位老人,她生活在一种痛苦和屈辱中,始终不能摆脱。所以当今天听到了她去世这个消息的时候,一方面在难过,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她终于解脱了,虽然她用的是这样的一种最无奈的方式。在84岁这个年龄老人离去,实际上她作为女人的一生从14岁这一年她被日本人掠走,强暴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刚才在短片中大家已经看到,当时她一米六五的个头,那么经过半年的摧残变成了一米四几,而且落下了终身的很多很多的残疾,我们不妨看一下,她这些年来都经历了什么。在那之后1948年万爱花19岁,那件事情给她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从此之后她就流落他乡,隐姓埋名。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的1992年谁都没有想到,当时64岁的万爱花到日本东京参加了一个慰安妇的国际听证会开始控诉日军的暴行,揭开了自己的伤疤。在1998年的时候她69岁,她和其他的一些受害人到东京地方法院正式提出诉讼,状告日本政府。2005年她败诉,2012年的时候她已经83岁,被确诊为脑梗塞半身不遂,在很多年前在采访中我还记得,我问她你受这么大的罪,你活下去的力量是什么。她说我就是想等到日本政府给我赔礼道歉,到今天我想她可能这么多年的坚持,她最大的意义就是在于她是历史的当事人,她是历史的证人,她可以为历史作证。万爱花经过的是非常悲惨的记忆,她一生也并不顺利,也比较坎坷,但是她的所作所为她的一生的坚持却让人肃然起敬,那我们不妨更多了解一下这位老人。
解说:
历史一定会记住这个瞬间,1992年12月64岁的万爱花老人打破半个世纪的沉默,在日本东京举行的首次慰安妇国际听证会上以亲身经历控诉50年前侵华日军对自己惨无人道的蹂躏和摧残。
记者:
能在这么大年纪的时候,张嘴把自己年轻的时候受的那些难说出来容易吗?
万爱花:
容易也得说,不容易也得说。
记者:
为什么就愿意张口了呢?
万爱花:
张口了日本鬼子才能知道,他才能接受他的滔天罪恶。
解说:
2000年底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在日本东京即将开庭审理,出发之前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现出了极大的信心。
记者:
大娘一共去了几次日本?
万爱花:
我去了五次了,这遍信心特别高,为什么特别高,支持的朋友们也挺多,各个国家的受害者,不管他是哪里去的代表,他们都是因为这日本鬼子去的,都是问这些鬼子,讨公道、讨真理去的。到那个会场都一样,都是讨公道的人,都是支持我万爱花的人。
解说:
得到各国受害者的共同支持,让万爱花老人在第五次赴日时流露出了爽朗的笑声,并挥举双手向亲友们告别。这是记者整理万爱花老人生前素材时唯一见到过的笑容。
2000年12月8日,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审理。
律师:
在我询问之前,我想请问万女士,您能保证您今天在法庭上的陈述都是真实的吗?
万爱花:
我良心作证。
律师:
请您说一下,在你14岁的时候,是否被日本军人抓去做性奴隶?
万爱花:
是,我向法官申请我的冤,我先被抓到窑洞里,就是那种窑洞是里外间,外面有多少人我不知道,里面进来五六个人。
律师:
那么每次你被关押期间,每天都发生被日本兵强暴的事情吗?
万爱花:
每天有,每天有。
解说:
说到悲愤处万爱花老人因过于激动忽然昏厥过去,从日本回国后,她始终卧病在床,日本没有赔偿谢罪的现实,使老人满腔悲愤,郁结在心,上个世纪没有讨回的公道使得她要把官司打到这个世纪。
万爱花:
恨不过他(日本)咽不了这口气,除非我死了,要不我非把中国这个真理拿回来不行。
记者:
从1992年开始已经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您一切的精力都放在这个上面了?
万爱花:
对,吃不好,睡不好,就是一直琢磨这些事。
主持人:
我们在看这样的几张历史的照片,他们曾经记录过万爱花的一些瞬间,这几张照片是陆续从1992年开始,这位老人和其他的一些战争的受害者,参与在日本大阪、东京的控诉,还有听证会的一些情况,刚才在短片中我们也认识了一位叫做康健的律师,康健律师在这些年十几年的过程中,一直为万爱花这样的慰安妇在进行诉讼,做着相关的工作,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她,康健律师您好,这些年了,很久以前我们曾经交流过,那么在帮助像万爱花老人的这些人里面,都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北京市方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 康健:
是这样,在帮扶万爱花女士包括她在内的还有其他受害者诉讼的,主要是由在日本组成的几个律师团,除了这些律师团之外还有一些日本国民组成的支援团体叫支援会,他们在日本帮助推动诉讼。
主持人:
像您这样的律师,来自中国的律师在帮助万爱花老人的过程中,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多,那么相对于日本帮助他们的人来说这是为什么?
康健:
因为是要在日本的法院提起诉讼的话,所以主要是日本律师要出庭的,中国的律师是作为辅佐人士协助,所以我们中国的律师并不是很多,但是万爱花老人这个诉讼案件我没有直接参加,我参加的是其他三批的受害者的诉讼的活动。
主持人:
您再多给我们介绍一下,可能很多中国人看来因为万爱花老人控诉的就是日本的暴行,为什么有一些日本人会加入到帮助她们的队伍当中来,他们主要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康健:
这些事情我也是在最初合作的时候,跟日本律师合作我也向他们直率询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他们很坦率跟我们讲,就是说因为他们在知信了这些日军当年在中国所犯下的暴行之后,他们深深感到如果严重侵害人权问题不解决的话,日本国民和日本国是不会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多国人的原谅和信任的,所以他们为了日本国的名誉他们来做这件事情。
主持人:
谢谢,康健律师,稍候我们会有更多的问题给您。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万爱花老人的一些情况,其实像有这样的一种不堪非常痛苦,但是非常独特这样的遭遇的一个特殊的人群里面,像万爱花老人,已经去世了,有的人还在她们的余生继续坚持着,我们来了解一下。
解说:
2011年5月,一本名叫《炮楼里的女人》的书历经30多年的抒写终于出版发行,翻开这本书的目录,都是由一个个名字而构成的,而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是被日军在山西强征为慰安妇的屈辱。这本中国首部慰安妇口述历史的作者叫张双兵,在30多年前他只是山西羊泉村小学的一名教师,但是在和当地这些曾经受到日军欺凌的老人接触后,他决定为她们做点事情。
张双兵:
这些老太太很可怜,她们的生活,她们的生存,她们就因为日本鬼子侵犯了她们的身体,把她们的身体都搞垮了,一直到后来她们的名誉上,受到很大的损伤,然后在她们的生活上,也有了很大的损伤,所以她们正个一生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解说:
近来30年来张双兵先后走访了120多位受害人300位慰安妇问题相关联系人,并于1992年带领她们中的一些人向日本政府提交了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封控诉书。之后由陆续带着包括万爱花在内的多名老人前往日本作证。
记者:
跟她们接触中,她们跟您说最多的话是什么?
山西慰安妇民间调查者 张双兵:
她们说最多的话就是问她们打官司(的事),问她们的官司会不会赢,日本政府会不会接受她们的条件,是不是可以给她们赔偿,赔礼道歉。
记者:
您怎么回答她们的?
张双兵:
我呀,一开始要差向她们承诺,这是一件很快的事情,可以说几年之内就可以完成,因为这是历史的事实,想不到我这个想法是幼稚的,等老人们死的差不多了,我都没有给她们完成这个遗愿,所以心里很惭愧。
解说:
如今万爱花老人走后在张双兵帮助下,曾经对日本进行过控诉的老人就只剩下三位。
张双兵:
日本政府(的官司)已经不能再打了,已经败诉了,还是想通过外交渠道,和政治渠道来解决这些问题,尽可能地去做吧。
记者:
剩下的老人现在岁数最小的是多大了?
张双兵:
最小的86岁。
解说:
随着一位位历史见证者的离去,张双兵也不再年轻,今年已经年过花甲的他虽然表示仍然会尽一切努力为这些老人们去斗争,但是他更希望的是能有后来者可以接过他的事业,即使最后老人们都走了,但她们受到的伤害需要一个道歉,这段屈辱的历史需要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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