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网公益：全民呼唤有爱心能带头的好村支书

军旅如饮茶

　　　　让经济能人强村富民
　　一人富了，只能成就家业；让乡亲们都富了，才叫干一番事业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湖北省钟祥市石牌镇彭墩村党总支书记张德华，原先经营着当地一家大型餐饮连锁店，在镇村党组织多次上门做工作后，他想通了：“一人富了，只能成就家业；让乡亲们都富了，才叫干一番事业。”回村成为支书后，张德华牵头成立了湖北青龙湖农业公司，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带动农民发展优质稻、优质肉鸭、优质蔬菜、优质林果四大特色产业。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过去的2500元增加到1.1万元。
　　近两年，像张德华这样的村支书在各地农村已非常普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村级组织选干部、配班子成了一道难题。为此，基层组织部门把目光投向了在外打拼的经济能人，希望他们带领村民共同致富。
　　据统计，黑龙江省选举后的村党支部书记中，致富带头人占35.5%。河南省从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离退休机关干部中选拔村支部书记42382名，占总数的89%。湖北省近几年累计引回经济能人担任村支书800多人。浙江省的新一届村支书中经济能人达61803名，占61.8%。
　　受访专家认为，这既是基层组织选人用人机制的一个创新，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一种探索。应建立预防监督机制，引导村支书处理好带头致富与带领村民致富的关系，用心抓党建，踏实谋发展，成长为农村基层组织的中坚力量。
　　经济能人走上农村“政治舞台”
　　是什么吸引了经济能人能够放下“赚钱”而回乡当村支书？湖北省襄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雷明安说，近10年来，许多先富起来的人，并不觉得充实满足。他们需要通过带领身边人致富来实现自我价值的二次提升，需要更多的政治荣誉、社会认可来从精神上“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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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好多受访经济能人支书表示，“自己先富了，但不能忘本，乡亲没富，自己也富不安稳”，而且村支书有政治地位，有光荣感。湖北省钟祥市湖山村党支部书记郑雄，曾是市卫生局副局长，后离岗下海创办企业，年经营收入6000多万元。在村民的呼吁下，他将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管理，回乡参加选举。他说：“赚更多钱对于我没有意义，能为村民做点实事，得到他们的尊敬，才是我应该追求的财富。”
　　对于农村支书群体有“道德权威型”向“经济实力型”的转变，多位农村问题专家表示了肯定。杭州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卢福营认为，新兴经济精英治理村庄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国家赋予他们的重要责任。他说，“能人治村给现阶段农村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具有强大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经济能人治村成效渐现
　　在一些地方，经济能人担任村支部书记后，利用其自身的资源条件和先进理念，改善交通、环境等基础设施，带领村民共同致富，探索出一条适合本村的产业路径。
　　经济能人村支书在开展工作之初，多是个人出钱出资为村庄发展铺路，为村民谋取福利。彭墩村地处丘陵，长期以来单一种植水稻，资源闲置多、科技含量低、生产效益差。张德华上任后，个人捐资100多万元修通了村里的公路，公司又垫资5200万元建成2000万只种鸭、10万只蛋鸡、2200亩渔业和1000亩瓜蔬基地，让现代农业在彭墩生根。
　　由于眼界开阔，人脉关系丰富，经济能人村支书不仅可以给村民创造就业机会，还会带头招商引资，带领村民致富增收。在北京做皮草生意、固定资产超亿元的王文忠，于2007年毅然回到家乡河北省枣强县芍药村担任村支书。他首先拿出100万元资金筹建服装加工合作社。随后又通过招商引资，形成规模化经营，并发展大棚种植和林地养鸡等农业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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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于捐资办企、招商引资，经济能人村支书可以利用自身的社会影响力，为本村争取到上级项目资金支持。四川省宜宾市筠连县春风村支部书记王家元，曾是一家采石场和一家服装厂的老板。为了打通春风人几十年梦想的通村公路，他经过反复努力争取到一笔250万元的专项经费，目前春风村已纳入四川新农村综合示范体建设规划。他还分别争取到项目资金，建成党员群众活动场所，改造农民住房，并计划再建卫生院、小学、幼儿园、敬老院和农贸市场。
　　因为经济收入高、社会交往广，经济能人村支书在村民中易形成威信，将村集体的决策执行下去。湖北省保康县黄龙观村党总支书记章祖良上任伊始，欲将村里已承包给个人的4个磷矿回购给村集体。遭到了承租人反对后，老章就利用自己的威信，三番五次找他们做工作，从讲解法律到政策引导，从算个人小账到算集体大账，承包户最终同意了他的想法。
　　经济能人治村需完善三种机制
　　经济能人村支书不仅改变了村庄面貌，发展了集体经济，还改变了村民的生活观念，培育了村民的经济理念。多位专家表示，企业家走进基层组织“从政”是一种趋势，如果完善选人引人、培养教育、预防监督等机制，加以科学的引导和严格的监督，他们将会成为推进基层组织建设的一股重要力量。
　　首先，制定科学的选人引人机制。甘肃、山东等省在经济能人的选用上采取三种模式。一是先给舞台，再给位子。动员致富能人带领群众办产业，取得村民信任后，再选为村支书。二是先当配角，再唱主角。对暂不能担任正职干部的，先担任副职或配职。三是先挑担子，再给身份。对选不出人的老大难村，通过回请致富能人暂时牵头负责，再公开选举理顺身份。
　　其次，落实培养教育机制，注重对经济能人村支书的党性教育，培养其政治能力，提高“从政”经验。目前，不少经济能人村支书党性观念薄弱，对党组织工作和村民自治不熟悉，不知怎样处理村民的矛盾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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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肥城市的一项调查显示，60个村中，有62%的经济能人村支书很少主动学习党的政策法规；58%的人认为现阶段讲理论比较“虚”，发展经济是第一位的。
　　最后，强化考核机制量化目标管理，形成优奖劣汰的用人机制。有人担心，经济能人村支书履职的动机虽然大多是从公益考虑，但如何防止“公益冲动”变成违规利己的“私益冲动”？有乡镇干部认为，个别经济能人村支书存在利用职位进入更高平台、发展更好人脉、进一步谋求自己利益的想法，甚至在村集体经济中做手脚、捞好处。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认为，要避免经济能人治村带来的一些不良问题，最关键的是完善监督机制，保障村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用公开、透明的制度来解决问题。□
　　车门川村为何选不出村支书
　　如何打造一支想干事、会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专业化村支书队伍，选出“好书记”，退出“庸书记”，监管“坏书记”，是目前基层碰到的普遍问题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已是早春三月，春耕将近，看着隔壁村党支部书记领着村民铺地膜，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黄土丘陵沟壑深处的青岚山乡车门川的村民们，又想起了本村选不出村支书的烦心事。
　　2003年以来，车门川村就再没有从村里选出过书记。最接近成功的选举是在3年前，党员会一直开到晚上11点，33岁的包世明被选为村支书，然而，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跟全村党员打招呼辞职不干了。目前，青岚山乡副乡长牛俊山成了车门川村的第四任代理书记。
　　车门川村位于甘肃省定西市城北，离城区只有十多公里，但黄土沟壑使这个村庄几乎与世隔绝，干旱缺水使这里十分贫穷。这个拥有近千人的村庄，去年农民的人均收入只有2500元。
　　村支书为啥选不出来？
　　首先，村庄“空心化”加剧，党员少，选一个优秀的村支书存在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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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门川村共有党员23人，但目前只有6个在村里，其他党员都外出打工了。“年轻的、有能力的都出去打工了，年纪大的又干不了”，车门川村委会主任冉守东说。
　　安定区组织部长宋军兵表示，党员老龄化、断档现象严重，也是村支书“难产”的重要原因。青岚山乡现有党员691人，51岁以上的有432人，35岁以下的有118人。“车门川等几个村之所以选不出村支书，就是因为老党员太多，年轻党员太少，能干的不想干，想干的不能干。”青岚山乡党委书记姚崇德说。
　　其次，目前村干部的报酬水平太低，吸引力不强，报酬与其全职、脱产的工作贡献不对等，与其外出务工收入不可比。冉守东说，“给的钱太少，也划不来干，2010年以前每年只给村支书3000多块钱，去年才涨到6000块。”车门川村村民包斌也认为，现在当村干部基本是全职、脱产的，有时候家里的活都顾不上，“一年发6000块钱太少了，人家出去随便找个活，一年也能弄个2万块钱，留在村里当干部‘划不过账’”。
　　离车门川村不远的青义、郭川和庙坪村，也同样面临选不出村支书的问题。而同处青岚山乡的原坪村，因本村好几年都选不出村支书，原坪村民便呼吁让邻近的赵家岔村支书董生刚兼任原坪村支书，乡里同意后，董生刚便成了两村“共用”的村支书。“前任村支书辞职去定西市区打工了，报酬太少了，人都跑了”。原坪村委会主任李树彬坦言，要不是家里有两个70多岁的老人要照顾，他也早就辞职出去打工了。
　　青岚山乡的村支书“难产”问题也是西部地区农村共同的难题。而在东中部一些地方，在村党组织换届选举中则存在拉票、贿选等违规违纪现象。
　　党建专家认为，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村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一定三有”等政策措施广受欢迎、成效明显，村支书干事创业积极性、责任心普遍增强，队伍结构得到改善，工作规范化程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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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也还有一些难题有待进一步解决，如“好书记”难选拔、“庸书记”难退出、“坏书记”难监督等。
　　本刊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各地近年来围绕选拔任用、教育培训、激励保障、监督约束等环节加强村支部书记队伍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基层呼吁要进一步以改革创新精神在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
　　破除“在少数人中选人”的旧框框，以更广阔的视野、更灵活的方式不拘一格选人才。目前各地一般仍按传统做法，从本村党员范围内选拔村支书、确定后备培养对象，这些年虽也开展下派、选派、异地任职等，但人数比例相当小。应以更大力度打破地域界限、村际界限、行业界限、所有制界限，拓宽选人的渠道和范围，实行大范围、宽领域选拔。
　　建立村党组织书记“退岗”机制，合理设定同村同岗任职届期、年限，破除“终身制”，吐故纳新，畅通“出”的渠道。健全不合格村党支部书记调整制度，加大严格执行力度，对岗位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差、作风不好、群众反映强烈的要及时调整，对以权谋私、违法违纪的要严肃查处，使发现、调整不合格村党支部书记常态化、动态化。
　　在更高水平、更广范围实现“三有”目标。应进一步加大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尽快解决一些地方“退后有保障”问题；尽量扩大从村支书中选拔乡镇领导干部、招录公务员的数量。
　　以更灵活的方式、更实用的内容强化教育培训，提高培训针对性、有效性。
　　加大监督制约制度建设、执行力度。应改变监督渠道、监督形式和监督手段“单一”的状况，实行全方位、多渠道、多形式监督，实现组织监督制度化、常态化，增强民主监督全面性、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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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咫尺之隔”的“天壤之别”
　　一个好的村支书要有威信、会选人用人、干事业不等不靠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从黑龙江省尚志市沿301国道向东行驶约30公里，便可到达元宝村。60多年前，作为作家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中“光腚屯”的原型，元宝村一夜成名。如今，当年穿不上裤子的“光腚屯”，村集体资产已经超过1亿元，农民户均存款18万元。全村年人均收入1.8万元，高出全省标准1万多元。
　　而马路对面的钢铁村，资源禀赋与元宝村几乎一致，又只有一路之隔，却被省里定为贫困村，村集体举债租房维持运转，全村60%村民年收入只有2000多元。
　　近在咫尺为何天壤之别？《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日分别到两个村庄蹲点采访，探寻强弱悬殊的原因。
　　一路之隔的巨大差距
　　沿着一条水泥路向元宝村走，远远就能望见一片片别墅，写有“元宝村”的高大牌坊在阳光映衬下熠熠生辉。进村经过一条黄泥河，但冰封的河水却晶莹剔透不见泥沙，同行的元宝村党支部书记张宝金告诉记者，黄泥河以前名副其实，近年来村里修整河堤，植树造林5000多亩，黄泥河正转为清水河，变成村民夏天纳凉、冬天滑冰的休闲场所。
　　张宝金一边开门坐上“丰田V8”吉普车一边说：“我领你们到村里转转。”意识到记者对车的惊诧，张宝金的司机笑了：“这车不算啥。俺们村610户，有120多台车，光路虎、宝马就有好几辆。”
　　富起来的元宝村，盖起了气派的村两委办公大楼、独具特色的暴风骤雨纪念馆，秀美的休闲公园。在一片新建的别墅前，张宝金告诉记者，一栋180平方米的别墅造价25万元，卖给村民只要20万元，剩下5万元村里补贴。记者问：“那还不抢疯了？”张宝金说：“在村里买别墅的只能算一般户，一等户都到尚志市买楼，光尚志市委书记住的楼里就有7户元宝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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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作为邻居的钢铁村，虽然名字“硬朗”，但集体经济却“偏软”。从元宝村出来后，记者提议到一路之隔的钢铁村看看。同行的元宝镇政府工作人员说：“钢铁村委会搬家后我也找不着。”电话联系后，本刊记者见到了钢铁村党支部书记刘焕亮。他把我们领进了一个住宅小区，村委会就在小区的居民楼里办公。
　　刘焕亮说，元宝村河堤都修水泥的，我们村道路还没有全部硬化；元宝村有办公楼，我们这个办公点还是租的；元宝村民别墅都不稀罕，我们村有60%的人年收入才2000多元；元宝村招商“选资”，我们村一家像样企业也没有。钢铁村收入主要靠上级转移支付，每天晚上看着道北灯火辉煌，道南黑灯瞎火，我心里特别不好受。
　　村子好坏村书记是关键
　　一路之隔为何天壤之别？张宝金、刘焕亮对这个问题答案一致：村子好坏主要看带头人行不行。
　　元宝村村民刘福义告诉记者，在上世纪80年代，元宝村还不如钢铁村。两个村人口都差不多，按地理位置，钢铁村比元宝村离镇政府、301国道更近。钢铁村还比元宝村早一年办企业，从1985年开始陆续开办了砖厂等，而当时元宝村还欠外债。
　　刘焕亮说，但是当时的钢铁村老书记文化水平不高，更不懂管理、财务、营销。在村集体企业管理和用人上，老书记信不着外人，都用自己家人，结果造成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亏损，最后一次性对外承包。企业到了个人手里，都成了盈利企业。钢铁村老书记从上世纪70年代一直干到1997年才退休，这期间元宝村的集体企业突飞猛进，而钢铁村却失去了发展的良机。
　　由于没钱为群众办事，钢铁村两委威信也不如以前。刘焕亮说，你让村民把自家柴火垛整利索点，有人都不愿意去；修路时不但不出钱，还要求路基要比自家的房子低。为做群众工作挨不少骂，只能忍气吞声，有时对群众说话都不如企业老板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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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焕亮说，由于村里没钱，干部工资只有上级每年拨的6000多元，还不如外出打工几个月的收入，有些干部嫌工资低不愿意干。干部凝聚力不强，钢铁村这种没钱没资源的村要脱困，更是难上加难。而在元宝村，除了上级拨付工资，村里按误工天数给补贴，干部们起早贪黑上班，村里有事人人往前冲。
　　一个好村支书的“三板斧”
　　一个村需要什么样的村支书？张宝金道出了他的“三板斧”，一个好的村支书要有威信、会选人用人、干事业不等不靠。
　　张宝金告诉记者，我说句话为啥和群众、普通干部在老百姓心里的分量不一样，就是我靠诚心、善心、爱心对群众，不瞎承诺、不骗群众、公私分明。在苦活累活上，村支书必须冲在前面，以前春耕时水田压坝，水里还带着冰碴，每当这时我都是第一个下水干活，随后你不用说啥，党员和群众自然就跟着下水，这就是威信。
　　张宝金说，当好村支书还要会选人用人，一个人再优秀，能力精力也是有限的。当个好村支书要勤于学习，要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致富本领。村支书不仅要个人学，也要让班子学，让村民学。全村平均十多户就能有一个党员，每个党员帮助家人、亲戚学一项技能，整个村就学起来、富起来了。
　　对于很多村支书没钱办企业、不会带领村民致富等问题，张宝金认为，发展集体经济、带领群众致富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要慢慢积累，元宝村也是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的。在摸索办企业时不等不靠，尽力做到不浪费机会、不浪费钱的“两个不浪费”。抉择的时候能看出一个村书记的水平，这水平就来源于学习、源于调查研究。农村千差万别，应该因地制宜，现在机遇很多，对国家有利、对群众有利的项目就是值得发展的好项目。□
　　“还是没能抵御住金钱的诱惑”
　　由于权力集中、缺乏监督，曾经的“致富带头人”渐渐蜕变成了贪污腐败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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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身穿灰蓝色囚服的黄梅生，上衣胸前带着编号，他身材微胖，头发有些花白。
　　在安徽省潜川监狱内，《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见到了安徽合肥市长丰县双墩镇花园社区原居委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黄梅生。和记者握手时，他有些迟疑，轻轻一握便立即抽回，忙不迭地说“俺手脏，手脏。”
　　黄梅生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向本刊记者讲述他如何从一个“致富带头人”沦为“贪腐分子”的历程：村主任、书记“一肩挑”权力大，别人不敢监督；花园社区征地拆迁、工程建设多，权力寻租机会多；再加上自己抵御不了金钱诱惑，一步步走上犯罪道路，案发后获刑7年。
　　本刊记者了解到，在有的地方，“小村官、大腐败”现象屡有出现，村干部贪腐案发案数、涉案金额呈递增态势。
　　村里的事，全他说了算
　　“书记、主任一肩挑的权力太大了。”黄梅生说，从1977年开始，他做了20年电工。1999年5月，陆祠村进行村委会主任换届选举，他高票当选为村委会主任。下半年，他又兼任了陆祠村党支部书记，书记、主任“一肩挑”。2002年，陆祠村与花园村等合并，改成花园社区，黄梅生再次高票当选为花园社区居委会主任，同时兼任花园社区支部书记。
　　村里的事，全是他说了算，该他管、不该他管的，他全管。比如，村里党支部印章、财务章等，全在他手里。按照财务规定，财务章应由村会计保管，但黄梅生在村里说一不二，他说自己要连财务章也保管了，没人会反对，也没人敢反对。
　　黄梅生说，受贿时也意识到是违法的，但认为是单线交易，只要自己和行贿者不说出去，其他人不会知道。另外，行贿者大都通过亲戚、朋友等关系找到他，不好意思拒绝对方。“抱着侥幸心理，守法意识淡薄，不知不觉收钱的次数就多了，最后收取了110多万元。”